开春之后，新政的推行便如冰河解冻，一日千里。
杨过在年前便已拟定了详细的章程，命六部会同内阁反复商议，逐条落地。
他先着人统计了临安城中的流民人数，又令各州县呈报近年来的赋税实情，将各地历年积压的旧案、冤狱一并翻出来，由大理寺和刑部会同重审。每
日清晨，他都会在御书房批阅来自各地的奏章，偶尔会在某一道奏章上用朱笔写下一段批语，字迹凌厉而果断，毫无犹疑。
科举改革的诏令是二月里正式颁行的。他在诏书中废止了沿用多年的诗赋取士，改为以策论、算学、律法、实务为核心，同时增设武举，分步射、骑射、兵法和军器四科。
诏令一出，天下震动。旧学官们有人上书反对，说此制“轻文重武，舍本逐末”。
有老儒在茶楼里拍着桌子痛斥，说“圣人之道皆在经义，何时轮到算学律法登堂入室”？
杨过对此一概不作批复，只让内阁将这些奏章分门别类存档，又下了一道旨意：新科举制试行三年，三年后再议去留。这道旨意不轻不重，却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试行三年，便意味着旧制在三年内不会复辟，也意味着这三年里，天下士子若想在仕途上出头，便只能按新规矩来走。
于是各地书院的课业开始悄然变化，年轻的学子们抱着新刊印的《策论要略》和《算经直解》，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翻，逐渐形成了新的风气。
他将燕云十六州划分为数个直属州府，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治理，不再经由地方豪强中转。又设了“北地屯垦司”，从江南招募流民和失地农户，沿燕山南麓分田授地，每人五十亩，头三年免税，三年后按亩纳粮。
这个政策在朝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论。有人担心此举会激怒北地的蒙古旧部，有人质疑五十亩的数额太大，国库难以支撑。
还有人直言，江南的流民未必愿意远赴塞北垦荒。
杨过没有急着解释，只在御案上摊开一幅北地舆图，用朱笔圈出燕山南麓那片土地。
他指着那片被圈画过的区域，说道，这里的地不荒，只是缺人。朕不是让他们去送死，是给他们一条活路，也给我们一条真正的防线。若是蒙古人再来，他们便是我们的哨兵。
新政推行数月，成效渐显。
临安城里的粮价回落到了战前的水平，米铺门前不再排着长队，街角那些曾扎堆乞讨的流民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工匠和商贩。
朱雀大街两侧新开了不少铺子，绸缎庄、银楼、书铺、茶肆，一家挨着一家，招牌从街头挂到街尾。
南边的海运也开了通商的口子，泉州、明州两地的市舶司每日都有海船靠岸，卸下自交趾、暹罗、天竺等地运来的香料、药材和奇珍。
商税随之水涨船高，国库的银两日渐充盈，连带着杨过御案上那些请求“减免赋税”的奏章都少了许多。
这日午后，杨过批完最后一道奏章，推开窗，让入夏的暖风灌进来。御书房外的海棠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被风卷起，飘过回廊，落在青石板的缝隙里。
他靠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华筝走前留的那句话——“只愿你此后江山稳固，天下太平。”
如今江山稳固了，太平也初见端倪，只是那个曾在漠北篝火旁替他温酒的人，已不知在玉门关外的哪一条古道上独自前行。
春末夏初的时节，临安城的桃花已经落尽了，御花园里的芍药却开得正盛。
杨过难得偷得半日空闲，正陪着小龙女在园中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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