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先抱回去。”他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安排一项普通的巡逻任务，“基地办公室，找医生。能救就救，救不活——”他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救不活也是他的命。”
陈星灼伸手接过婴儿。那个小小的身体比她想象的要轻，轻得像一团棉花，轻得像一口气就能吹走。
周凛月从背包侧袋里掏出那条备用的防火毯子，她把毯子展开，裹在婴儿身上，从脖子裹到脚，只露出那张还在抽泣的小脸。婴儿的眼睛终于睁开了，大概实在是没有什么力气去哭了。一双黑亮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葡萄，没有任何焦点，茫然地看着头顶那片无穷无尽的黑暗。那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任何东西，只有一种干净的、空白的、让人心碎的纯粹。
陈星灼抱着婴儿，周凛月走在前面。头灯的光柱照着前方那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巷子，照着那些被烧焦的、倒塌的、还在冒烟的窝棚，照着那些蹲在路边、蜷缩着、正在慢慢烂掉的人。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小了，不是好了，是累了，没有力气哭了。抽泣变成了喘息，喘息变成了偶尔的、细得像蚊子一样的哼唧，最后连哼唧都没有了，只有胸口在微微起伏，证明她还活着。
两人走得很快，但不是跑，怕颠着孩子。陈星灼的手换了几个姿势，最后让婴儿的头枕在自己的臂弯里，另一只手托着她的背和屁股，尽量让她的身体保持平稳。婴儿的皮肤还是红的，被毯子捂着，热度散不掉，额头开始冒细密的汗珠。周凛月把手伸进毯子里，摸了摸婴儿的后背，湿漉漉的，滚烫的。
“怎么办她好像在发烧，还是太热了？”周凛月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陈星灼听得出那底下的紧张。
陈星灼加快了脚步，周凛月也加快了。两人几乎是在竞走，军靴踩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急促的声响。基地办公室到了，那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窗户上透着昏黄的灯光。陈星灼直接推门进去，一楼大厅里没有人，负责登记的年轻人不在，桌面上落了一层薄灰。
“医生在哪儿？”周凛月在楼梯口停了一下，回头看着陈星灼。她们不知道医生在哪个房间，也不知道医生叫什么名字，甚至不知道基地里到底还有没有医生——那个给她们办健康检查的吴医生，上次见到还是去年刚来昌都的时候。
陈星灼抱着婴儿上了二楼。走廊里亮着灯，但没有人。她一间一间地推门，第一间是空的，第二间也是空的，第三间门关着，推不开。她抬起脚正要踹，门从里面开了。旺西站在门后面，穿着一件旧藏袍，手里端着一杯酥油茶，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疑问，又变成了惊惶。
“小陈？小周？这是……”
“旺西叔，医生在哪儿？”陈星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旺西低头看到她怀里那个裹着毯子、满脸通红、呼吸微弱的孩子，手里的酥油茶差点没端住。他没有再问，转身往走廊深处走，脚步很快，藏袍的下摆在腿边甩来甩去。他推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探进半个身子，用藏语说了一句什么。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声音，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像是有人在翻找东西的声音。
吴医生从里面走出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白大褂上有好几个补丁，但很干净。老花镜戴在鼻梁上，镜腿上缠着胶布。他看到陈星灼怀里的婴儿，很是惊讶，现在这年头，自己都活不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和粮食来养孩子。但也没有问“哪来的”，只是伸出手，从陈星灼怀里把婴儿接过去。
“进来。”他转过身，走进了那间小屋。陈星灼和周凛月跟了进去。屋里不大，一张检查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人体解剖图和几张褪色的藏药图谱。桌上摆着几个药瓶、一卷绷带、一把剪刀、一盏酒精灯。吴医生把婴儿放在检查床上，解开毯子，露出那具小小的、泛着不正常红色的身体。他俯下身，把耳朵贴在婴儿的胸口，听了几秒，直起身，从桌上拿起听诊器，塞进耳朵里，又把听诊头按在婴儿的胸口。他听得很仔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每一个部位都要听好几秒才移开。
“肺部有湿啰音。”他放下听诊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手电筒，掰开婴儿的眼皮照了照，又用食指轻轻拨开婴儿的嘴，看了看喉咙，“喉咙充血。吸入了不少烟尘。”他把手电筒放回抽屉，转过身，看着陈星灼和周凛月。“体温量了吗？”
周凛月摇了摇头。吴医生从桌上拿起一根体温计，甩了甩，夹在婴儿的腋下。三人沉默地等了几分钟。体温计拿出来，三十九度四。
吴医生把体温计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药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药瓶。他拿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倒出一粒白色的小药片，用桌上的剪子把药片剪成两半，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混在一起，用温水调成糊状。他抱起婴儿，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把药糊喂进婴儿嘴里。婴儿没有力气吞咽，药糊从嘴角流出来，淌到下巴上，吴医生用纱布擦掉，继续喂。喂了十几勺，婴儿的喉咙动了一下，终于咽下去了一口。又喂了几勺，婴儿的眼皮动了一下，嘴巴张了张，发出一声细得像猫叫的哼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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