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排练强度大，这一路南下，又是坐车又是准备节目，肯定累得不轻。”
这些都是文工团员日常经历的事，人人都有话说，几句话下来，陌生感就淡了许多。
他又随口问：“从北京到陕西这一路远，车上挤不挤？能不能休息好？陕北比北京干，风也硬，早晚温差大，到了黄原，同志们可得多注意加减衣服。”
话说得实在，透着关心，又不显得刻意。一直话不多的朱琳，也轻轻接了一句：“路上还好，就是火车晃得久，有点乏。陕北的气候，我们也有耳闻，心里都有准备。”
武惠良点点头，又顺着节目聊起：“这次到黄原，主要安排哪些节目？舞台、灯光、幕布这些，我们都提前在收拾，生活上有什么特殊要求，提前说，我们尽量满足。”
他不谈空洞的文艺理论，只聊实际工作，显得稳重可靠。
聊到兴起，他又说起陕北的旧事：“黄原是老根据地，当年不少革命前辈都在那儿打过游击、住过窑洞。你们这次过去演出，当地的驻军和老百姓都盼了好久，意义不一样。”
又提起本地吃食：“陕北小米、红枣多，都是土产，养人，等过两天到了黄原，我让人给同志们送点尝尝。那边顿顿离不了面食，馒头、面条、饸饹，不知道你们吃得惯不惯。”
“我们不挑食。”有人笑着接话。
“我们在乡下跑得多，条件确实比不上省城和北京，村子分散，路也不好走。”武惠良语气平实，“我们地方干部，一天到晚在公社、大队转，日子简单，但是实在。”
这些话听在文工团员耳朵里，格外新鲜。她们见多了京城大院里的子弟，要么眼高手低，要么夸夸其谈，像武惠良这样踏实、接地气、又谈吐得体的年轻干部，实在少见。
午宴接近尾声，领导们早吃完离席，不少文艺兵也开始回房间。
武惠良没有急着走，等朱琳和周小梅、李娟几人一起往外走时，才不紧不慢地跟上前，语气平和得体：
“朱琳同志，各位同志，下午就在招待所好好休整。明天一早我们出发去黄原，车程不短，谁要是晕车，或者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安排照顾。”
朱琳停下脚步，回头对他笑了笑，声音轻柔又规矩：“好，谢谢您，武同志。”
一句“武同志”，客气、礼貌，却也把大家距离拉近了。
“不用客气。”武惠良微微颔首，“到了黄原，有任何事，随时可以找我。”
他站在餐厅门口，没有再往前送，只是看着几个女兵的身影消失在楼道口，才转身去接待厅找几位领导汇合。
东楼二层的房间里，朱琳她们刚回来，门一关，屋子里的空气立刻活泛起来。
周小梅往床上一倒，胳膊枕在脑后，长出了口气：“可算能休息了，昨夜在火车上我都没休息好……，腰都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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