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院长是最后一个开口的。她没有讲案例，也没有讲数据，而是讲了一个让她感触很深的细节，
前几天，她参加省高院的一个內部討论会，议题是关於家务劳动补偿量化標准的指导意见。
这个议题在她看来，已经提了好几年了，每次討论都是再研究研究，再看看。
但这一次，她明显感觉到推进的速度在加快。主持会议的人没有说再研究，而是说这个月拿出初稿。
“连省高院都在提速，”周院长说，“我们市里不能再等了。
以前我们说法律跟不上，现在法律在跟上了，如果我们执行层面还停在原地，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周院长说完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每个人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那些话。
方局坐在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上敲了两下，脑子里已经在转了。
她在想局里的人手怎么调配，在想那几个业务骨干能不能顶上来，在想林敏这样的年轻警官能不能带出一批人来。
她甚至已经在想，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
半年之后，她手底下会多出一批什么样的人，一批敢於执法，善於执法，不怕被告，不怕被骂的人。
她当了二十多年警察，太知道一支队伍最需要的是什么了。
不是什么装备，也不是什么经费，而是底气。是那种你放手去干，出了事我给你兜著的底气。
而现在，她终於可以把这份底气给到她的兵了。
刘主席坐在方局对面，低著头，看著桌面上那份摊开的文件，但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她的心情比其他人复杂一些。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见过的受害者太多了。
那些被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女人，那些被欺负了不敢吭声的老人，那些被拖欠了工资，不知道怎么维权的农民工。
每一次她都想帮到底，但每一次都力不从心。
不是她不想，是系统不支持。
她推出去的每一只手，都像是伸进了一团棉花里，用不上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她抬起头看了一眼沈市长，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一次，是真的了。
她已经开始想，庇护所的床位够不够，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能不能再多招两个，心理疏导的志愿者培训计划要不要提前启动。
她甚至想到了一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比如，能不能在全市范围內，建立一个覆盖所有街道的帮扶网络，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找到人。
另一百年周院长没有看任何人。她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灰濛濛的天上，脑子里在过一件事。
她在想省里那份指导意见的初稿，自己回去之后要先找哪个庭长谈话，在想哪些案子可以作为突破口。
她搞了大半辈子法律，太清楚一个道理了，法律的进步，从来不是靠纸上谈兵推出来的，是靠一个一个具体的案子砸出来的。
每一个胜诉的判决，都是一块基石。
她已经在心里列出了一个名单，那些她关注了很久却一直找不到切入点的案子，现在可以一个一个拿出来重新审视了。
她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办公室，打开那个积压已久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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