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庭审定在周三。
法院门口那条街从早上六点开始就堵满了人。记者们扛着长枪短炮挤在警戒线外面，直播支架在人行道上排出去老远，有个年轻记者从人群里探出半个身子，举着手机支架冲镜头喊破了音。苏砚的车从侧门进去的时候，闪光灯连成了一片，噼里啪啦打在车窗玻璃上，她闭了一下眼。老莫从副驾驶回头看她——他今天破天荒打了领带，领结歪到了一边，谁也没忍心告诉他。
“紧张？”老莫声问。
苏砚不紧张，但手指放在膝盖上，指甲掐着自己的虎口，掐出了一排月牙印。陆时衍从前排伸过手来，没话，只把她的手握住。她感觉到他虎口上那道新结的疤，昨晚在交易厅被电击棍擦伤的地方，贴了一块创可贴，边角翘起来一点，蹭过她的手背有点粗糙。这个细节忽然让她踏实了。
法庭里坐满了人，过道上都站了旁听的。前排坐着几个头发花白的老法官，是来旁听学习的，最边上那位摘下老花镜擦了又擦，像是怕自己看走眼。后排是各大律所派来的代表，有的拿着笔记本，有的开着录音笔，没人话。
原告席上，导师的脸色很白，但不是失血的那种白，而是那种一个人把所有底牌都输光之后，反而忽然平静下来的惨淡的白。他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领带是暗红色的，配了一枚金色的领带夹——十年前那场破产案宣判之后，他请整个律所的人吃饭，戴的也是这枚领带夹。陆时衍看见那枚领带夹，眼角跳了一下。
苏砚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正对着被告席的位置。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心里攥着一枚铜钱。铜钱上的“玄”字已经被她的体温捂得发烫，边缘的绿锈磨得发亮。薛紫英坐在她旁边，披着陆时衍那件灰色针织开衫——她的西装外套在交易厅被刮烂了，她从医院直接赶来，手上还贴着留置针的胶布。苏砚吩咐老莫带人守在门外，老莫答应了，走出去两步又折回来，往苏砚手心里塞了一块巧克力。苏砚看着那块巧克力，忽然有些鼻酸。
法官入席，法槌下。
“肃静。”
检察官站起身，开始宣读起诉书。他的声音平稳、清晰，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法庭的空气里。起诉书很长，涉及挪用资金、操纵诉讼、非法拘禁、行贿、销毁证据等多项罪名。念到一半的时候，后排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些罪名里有一项“利用诉讼手段恶意破坏他人商业信誉”，所指的案例正是十年前苏砚父亲公司的破产案。
念完起诉书，庭审进入举证环节。
第一份证据是薛紫英拼死带出来的那份交易记录——不是U盘里的原件，是从陆时衍律所服务器上调取的云端备份。每一笔转账的日期、金额、对方账户，都清清楚楚。记录显示，从十年前至今，导师通过律所的信托账户向海外转移的资金总额高达数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发生在苏砚父亲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周，收款方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而这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导师和资本大鳄联名持股的离岸基金。
检察官将转账记录投在大屏幕上。法庭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后排律师团那边传来一阵压低的骚动，有人摘下眼镜拼命揉眼睛，喃喃“这证据链也太硬了”。检察官趁这当口又调出一条短信记录，发信人是导师的弟弟——那个被按在交易厅地板上的安保公司老板——收信人正是导师本人，内容只有六个字：“猎物已入笼。”
第二份证据是苏砚父亲的财务总监崔建国的证词。崔建国已经六十八岁了，头发全白，走路需要人扶。他站在证人席上，声音发抖却清晰：“苏总当时根本不想申请破产。是导师——当时还是苏总的代理律师——反复劝他，破产是最优解，是唯一的出路。苏总信了他。可是申请递交上去不到一周，苏总公司最重要的几项专利就被一家壳公司以极低的价格拍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家壳公司背后就是导师本人。”
辩护律师站起来反对，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法官反对无效，让他坐下。
导师始终没有动。他坐在原告席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平视前方，不躲不闪。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太多情绪。那是一种很深的疲惫——一个人扛了十年，终于被卸掉了所有伪装的疲惫。
第三份证据，是苏砚自己提交的。
她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她今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职业套装，头发盘得很紧，露出一截细瘦的后颈。她的声音很稳，稳得让陆时衍想起了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她时的样子——冷，硬，像一块打磨过的黑曜石。但到最后，她的声音抖了一下。
“后来我查了每一份卷宗，找了每一个还活着的人。证据一块一块凑起来，拼成了十年前那场局的完整拼图。”她停顿了一下，“我不是为了赢。我只是想在这间法庭里，把那些被他们藏起来的真相，一个字一个字地出来。”
陆时衍坐在辩护席旁边，他没有看苏砚，看的是导师。导师也在看他。
师徒二人隔着法庭的过道对视。
然后导师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嘴角只是微微一扯，眼睛里却没有任何笑意。那表情，像一个人终于等到了自己早就知道会来的那一天。
检察官继续念证据。导师挪用的资金中有多少流向了赌场，有多少用来包养情人，有多少用来投资灰色产业——每一笔都有据可查。到那笔流进赌场的巨额转账时，导师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身后旁听席里一个梳着高髻的女人霍地站起来，厉声骂了一句“人渣”，法警上前阻拦，她甩开法警的手，指着导师的脊背连骂了三声。她应该是那些被做空公司的家属之一。
这一骂像是撕开了一个口子。
旁听席上开始有人站起来了。不是闹事的那种站，是一个接一个，无声地站起来。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穿着廉价西装的年轻人，有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被导师和资本联手做空，公司破产，家庭离散。今天庭审现场旁听席挤了这么多人，全是那些被坑过的企业的家属。
然后陆时衍站了起来。
这个动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连法官都低头看了他一眼。他不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导师是自己辩护的。他只是坐在辩护席旁边，以“原律所成员”的身份列席，整个上午他几乎一句话没。而现在他站起来了。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他，“在今天的庭审当中，我既是被告方原律所的成员，也是本案当中诸多间接被其行为所伤的人之一。从法律上讲，我此刻的身份存在着割裂。所以我不做陈述，也不发表任何关于量刑的主张。”
他停顿了一下。
“我只想站在这里，做一个人证。”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发出的细微电流声。导师看着陆时衍，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陆时衍没有看导师，目光平视前方：“过去十年，我替导师校对过很多文件。他修改过的每一份合同、每一张股权转让书，都经过我的手。当时我没有起疑，又或者，我本能地不愿意起疑。这间法庭里在座的所有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同行。你们应该理解，对一个年轻律师来，自己的导师是什么分量。”
他顿住，终于转过头，直视导师的眼睛。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背弃。是替我过去十年在这间律所里犯下的每一次沉默，完成一次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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