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昌摇头：“我不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账本还没那几行字。”他停顿了一下，“但龙秀英失踪之前，她身边有个会计，姓吴，是个内地来的年轻人，一直跟着她跑账目。如果有人留了那几行字，八成是他。”
“吴先生现在还在吗？”
“早死了。”陈伯昌说，“八十年代就没了。但他有个女儿，我听说嫁给了澳门人，搬去了澳门，叫吴玉珊。”
何静香记下这个名字。临走前，陈伯昌把她叫住，神情很郑重：“姑娘，你查这件事，要小心。当年逼走龙秀英的，不只是孙德昌一个人，背后还有人。那些人的后代，现在在香港不是小角色。”
何静香回到九龙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陈怀先在铺子门口等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有人塞进门缝的，我去买东西，回来就看到了。”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账本里的瑞士账户是空的，别白费力气。”
没有署名。
何静香把纸条叠起来，放进包里，心里把事情过了一遍。账本是真的，陈伯昌的话是真的，但那个瑞士账户是不是真的空了，她不知道。她更不知道，是谁知道她在追这件事，又是谁想让她就此打住。
陈东楼想要账本，孙建业见了她的名片就躲，财团的人一直在附近盯梢——这几条线的交汇点，是那笔八十万的旧债，以及龙秀英消失之前转走的那笔资金。
第三天，梁志强的文献修复结果出来了，被水渍晕开的那几行字，有三个词依稀可辨：“永昌”“产权”“欧洲登记”。
梁志强在电话里说，如果他的判断没错，龙秀英当年为了保住资产，很可能以欧洲某个国家的法人名义登记了永昌贸易行的部分货款债权，这种做法在五十年代末并不罕见，但手续极其复杂，现在要追，需要有人懂欧洲的历史产权法。
这就是陈伯昌的价值所在了。
何静香约了陈伯昌在屯门附近一家咖啡馆谈合作，她出技术、货运渠道和资金，陈伯昌出他在澳门和香港积累的人脉，以及他作为当年经历者的证词，双方联手找吴玉珊，尝试将这笔欧洲登记的债权从历史档案里挖出来，重新厘清产权归属。
陈伯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他愿意。他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几张五十年代的老单据：“这是我留了几十年的东西，当年不敢拿出来，现在你来了，就交给你吧。”
何静香接过信封的瞬间，窗外街道上传来轮胎急速摩擦地面的声音，不像正常刹车，更像是一辆车突然失控。
咖啡馆里的人反应还没来得及，那辆货车已经穿过路边的隔离墩，径直冲着咖啡馆的落地窗砸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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