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了三个电话。”陈怀先说。
“我知道。”
“K先生在赌你会退让第三条。”
何静香喝了一口咖啡，没说话。
第三条才是真正的钉子。K先生这么多年来从未在任何公开文件上留下亲笔签名，所有协议都经由代理人执行。一旦他亲自签字，就等于承认了他在整件事里的直接角色，法律意义上的那种承认。
他当然不想签。
但他现在没有选择权了。
法案通过之后，对方手里那些模糊的“灰色手段”已经开始失效，国际诉讼那边三条战线有两条已经出现明显转机。再拖下去，对方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高。
谈，才是理性选项。
而她提这三个条件，就是要让对方明白，谈判桌上，她才是出题的人。
福尔曼提前两分钟回来了。
“委托方同意第三项。”他坐下，表情控制得很稳，但开口前有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停顿，“但希望就第一项的调查范围和第二项的执行时间表另行商议。”
何静香把记事本翻到新的一页。
“可以谈。”
最终的协议文本确认用了整整两天。
签字那天，K先生出现了。
这是何静香第二次见到他本人。上一次，她是在对方的主场，以一个“待谈判合作方”的身份坐在那里。那时候K先生坐在那张宽大的主位上，整个人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不适的审视，像在称量一件货物的价值。
现在他坐在对面，翻阅协议文本的手指有一点点慢。
何静香盯着他翻到第七页时短暂停留的视线。
那一页，是关于尽职调查权限范围的条款。
她在那里加了一条附则，措辞很平，内容很重，调查范围涵盖“本协议签订前三年内的相关业务往来记录”。
K先生翻过那页，没有提出异议。
他拿起笔。
在签字栏上落笔的瞬间，何静香没有看那一笔，她在看他的表情。
一个在商业世界里叱咤了二十年的人，此刻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很平静。
甚至有点释然？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也许对他来说，输给一个对手，和输给规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在接受后者。
文件在双方代表之间传递，最后到了何静香手里。她看着那个签名，把文件合上，递给魏博。
福尔曼站起来，再次伸出手。
“何女士，合作愉快。”
她握了一下。
走出会议室，走廊里有一瞬间的安静。
团队的人在低声说话，有人已经掏出手机，有人在整理文件袋。陈怀先跟在她身边，没有说庆祝的话，只是走着。
电梯门打开，两个人走进去。
门合上的那一刻，何静香靠上电梯内壁，闭上眼睛。
就这样站了几秒钟。
她以为自己会觉得爽。
想象过很多次，这场仗结束的时候，自己会是什么感受。愤怒释放之后的酣畅，还是憋了两年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的轻盈。
但现在站在这里，什么都不是。
只有累。
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是两年的时间压进去再慢慢松开，不是一下子的，是一点一点往外漏。
陈怀先看着她。
“何静香。”
她没睁眼。
“嗯。”
“回家了。”
她沉默了一下。
然后嘴角动了动，没有笑出来，但那个弧度出现了又消失，像水面上一圈涟漪，很快平复。
“回家。”她重复了一遍，睁开眼，看向电梯升起的楼层数字，“但这种事不会结束的，你清楚。”
“清楚。”陈怀先说，“但可以先回家。”
电梯门再次打开。
外面是大厅，是旋转玻璃门，是布鲁塞尔深秋傍晚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光。
何静香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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