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享知从莫斯科回来，是十一月下旬的事。
他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登机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芳接的，听见他爹的声音，先问了一句“爹，你啥时候回来“，又“货的事，你不用操心，家里都在张罗“。李享知在电话这头听着，嗯了一声，没多。
飞机地省城的时候，天正下着冻雨，又冷又湿。李享知拎着包走出候机楼，看见军蹲在门口，缩着脖子，棉袄领子竖得老高，一见他就蹦起来：“爹！“
“你怎么来了？“
“芳姐让我来的。“军接过他手里的包，“她你这几天肯定没吃好，让我接你回去，先吃顿热乎的。“
李享知看了他一眼，没什么，跟着往停车场走。走了两步，他问：“第三批的货，怎么样了？“
军脚步顿了一下：“罐头——在凑。龙哥那边，红烧肉又出了两千多罐；联营厂、北海代工，都在赶。就是——“他挠了挠头，“爹，账上钱不够了。“
李享知没接话。他早就知道会不够——十万活钱，第二批花了六万八，剩下的，撑不起第三批。
“不过爹，“军又补了一句，“我姐了，钱的事，她想办法。你先别急。“
李享知还是没话。
到家，芳果然在厨房忙活。灶上炖着一锅排骨，热气腾腾的，屋里一股香味。军一进门就喊：“姐！爹回来了！“
芳探出头，看见李享知，笑了笑：“爹，先洗手，吃饭。“
饭桌上，芳一边给李享知盛汤，一边账上的事。她得细：第三批的成本，她重算过——原料、代工、运输、包装，比第二批还贵了两千，因为天冷了，运费涨了。账上剩的钱，加上这几天回笼的几笔货款，还差着一截。
“差多少？“李享知问。
“差四千多。“芳，“我盘算着——县城老周那笔货款，好月底结的，我去催一催；再跟联营厂谭厂长商量商量，代工费能不能先赊一赊，等货发出去再结。“
“赊？“李享知放下碗，“谭厂长那边，上回加单的事，咱们就欠着人情。这回想赊——“
“爹，“芳，“我去。我跟他算得清——咱们不是赖账，是周转。货发出去，钱回来，一分不欠他的。“
李享知看着女儿，没再什么。他端起碗，把汤喝了。
第二天上午，伊万诺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谢尔盖让格列夫带了补充协议文本过来——第三批交货的具体安排，要当面确认签字。格列夫人已经在北京，明天到省城。
“李，“伊万诺夫在电话里，“格列夫这个人，办事认真，认死理。协议里有一句话，他改了三个来回——你见了面，别跟他急。“
“我不急。“李享知，“来了，谈。“
第二天下午，格列夫到了省城。三十来岁的俄国男人，高鼻梁，眼窝深，穿着件半旧的藏蓝大衣，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住进了省城饭店，李享知去见他，军跟着，怀里揣着那本翻烂了的《俄汉词典》。
格列夫的中文，比伊万诺夫还差。好在谢尔盖那边配了个翻译——省外贸局借来的一个中年翻译，姓刘，俄语科班出身，人倒是客气，就是翻译的时候，总爱往“通顺“上使劲，原话里的弯弯绕，到了他嘴里，全给捋直了。
三方坐下，格列夫从公文包里掏出那份补充协议，摊在桌上。协议不长，三页纸，中俄文对照。李享知拿起来，先看俄文那页，又看中文那页，看到第三页，眉头皱了一下。
“刘翻译，“他把协议放下，“这一句——第三批交货时间，在十二月期间——俄文原文是什么？“
刘翻译看了看俄文那页，：“原文是поставкатретьейпартии—втечениедекабря。翻译过来就是第三批交货——在十二月期间。“
“在十二月期间。“李享知重复了一遍，“十二月一号也是期间，十二月三十一号也是期间。这意思，是随便哪天都行？“
格列夫听了刘翻译的话，摆了摆手，叽里咕噜了一长串俄语。刘翻译听完，：“格列夫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交货在十二月完成，就可以了。“
“十二月完成？“李享知，“我在莫斯科跟谢尔盖先生谈好的，是十二月中旬之前过境。这上头写的在十二月期间——没写中旬，没写之前。这中间差着半个月，差着一条铁路线。“
格列夫听了翻译，又摇头，又是一串俄语。刘翻译翻译过来：“格列夫先生，莫斯科那边的意思是，十二月完成就行，具体哪一天，可以商量。这句话是通用的写法，没有别的意思。“
“通用写法？“李享知不话了。他看着那份协议，手指在“втечениедекабря“几个字上点了点。
屋里静下来。格列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看李享知，又看看刘翻译，脸上带着一点不耐烦——在他看来，这个中国老板太较真，一句话的事，翻来覆去地抠。
军坐在旁边，一直没吭声。他怀里揣着那本词典，手插在兜里，指头无意识地摩挲着书皮。他听他爹跟刘翻译来回倒腾那几个字，听着听着，忽然开口了。
“刘叔，“他，“您帮我问格列夫先生一句——这句втечениедекабря，他是不是觉得，跟непозднеепятнадцатогодекабря，是一个意思？“
刘翻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格列夫却听懂了——他听到军嘴里蹦出来的俄语，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放下茶杯，直勾勾地看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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