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二，陆卫东接到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早晨九点来的。
那时他正在办公室翻看新失踪两人的家属笔录。纸张还带着刚从打印机里出来的温热，边缘整齐，笔迹工整，每一份都附着一寸黑白照片，是家属从家里翻出来的。他刚把第二份放下，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孙队长打来的，信号比往常清晰一些，那边没有风声，没有杂音，像是一个人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话。“陆组长，牡丹江这边有进展了。刘建平今天上午又来找我，他想起了一些事。”
“他了什么？”
“他他当年把抄录本交给那个人的时候，那人提过一次自己住在道外区。还他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但没详细地址。刘建平那时候没当回事，刚才忽然想起来了。”孙队长顿了一下，“另外，我们查到了另一个可能接触过纪念册的人。不是抄录本那条线，是印刷厂那边。当年有一个临时帮工，在装订那批纪念册的当天待了一整天。厂里的老工人回忆，那个人不是厂里的正式工，是有人介绍来帮忙的。”
“那人叫什么？”
“不知道。工人只记得一个姓，姓吴。是年纪不大，瘦高个。工人那人话不多，干活利索，像是干过这类活。”
“姓吴，瘦高个，装订当天在现场待了一整天。”陆卫东把这几个词记下来，“如果他帮过忙，那批纪念册在装订前后都经过他的手，中间有没有人被叫走或者离开过一段时间？”
“工人没有提到有人离开，但他那个人在装订台旁边站了很久，不像是来帮忙，像是在找东西。”
“再问清楚一点。如果他在找东西，是在哪段时间找的。”
孙队长应了一声，挂了电话。陆卫东放下话筒，把“姓吴”这个词圈了起来。
第二个电话是傍晚来的。
沈老师的联络信号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大约四十分钟。陆卫东在茶馆里已经坐了快一个时，面前那杯茶已经凉透了，杯沿留下一圈浅褐色的茶渍。他正准备站起来的时候，茶馆的门被推开了，沈老师快步走了进来，在他对面坐下，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推到了桌角。
他看上去有些不寻常，不是慌，而是一种急于把某件事出来的紧迫感：“今天下午提升班结束之后，我在走廊里又遇到了那个女人。”他没有等陆卫东开口，“她这次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不一样的衣裳，头发也梳过了，比上次整洁一些。但她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没有变化，还是那种发愣的状态。”
“她跟你话了？”
“了。她她姓姜，叫姜华。去年秋天来的，跟家里的是出门打工，实际上是被‘推荐’进来的。”沈老师顿了一下，“她她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守着那扇门，进出都有登记。她知道自己出不去了，但她还清醒的时候想留下一点能被找到的东西。”
“她留下了什么？”
“她把每天发生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她那个本子藏在床板底下，她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也不确定下次还能不能拿得到。”沈老师停了一下，“她了一句让我一直在想的话：‘就算没人能拿着它走出去，也要让人知道那些还在里面的人。’”
陆卫东把这几个细节在脑子里放了一遍。他想起那间窄床边缘的浅色衬衫和走廊尽头那扇没有锁舌的门。“你今天有没有听到她那边有什么声音，或者看到有人在走廊里走动？”
“没有。今天走廊里很安静，那扇门一直关着，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她在那些话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抖。”
陆卫东点了点头。他合上笔记本：“如果你下次还能见到她，你告诉她，让她先把本子藏好，不要冒险带出来。如果她有机会再遇到你，不用多，只需要把时间记录下来就行。”
沈老师没有多问，把茶钱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出了茶馆。陆卫东坐在原位，把刚才那段话又过了一遍。邪教组织的线比上周更接近可以行动的位置，姜华出了自己的名字，也提到了一个记录本。如果那个本子还在床板底下，搜查令就有了支撑。
当天晚上，陆卫东回到省厅值班室，把牡丹江案和邪教案的记录分别归入两页。他没有将三条线强行串联在一起。三条线各自有各自的轨迹，各自都有待解的节点。他合上笔记本，没有再看，把它放回了抽屉里。窗外路灯的光在窗台上，像一道还没有被填入任何东西的线，安静地等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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