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强带回来的那张字条被装在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纸张已经发黄，边角卷曲，折痕处裂开了一道细缝。字条上用圆珠笔写着四个字——“孙哥介绍的”，笔迹潦草，但能看出来是同一个人的手笔，和工地工头描述的那个“穿深色夹克、走路右腿拖地”的人一致。陆卫东拿起证物袋对着光看了一会儿，透过纸张背面的透光区观察笔画交叉处的走向，然后放在桌面上，没有急于得出结论，先让它在桌面上待着。
“那个摔死的人，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他问龚强。
“工地赔了家属一笔钱，不多，几十块，人就被拉走了。据死者的家属是从外地赶来的，没多问，拿了钱就走了。”
“他叫什么名字？”
龚强翻开笔记本：“登记表上写的名字是‘王长林’，但身份信息那一栏是空白的。档案里没有照片，也没有户籍地址。”
陆卫东把字条放下，手指在桌面边缘停了一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傍晚的风涌进来，带着街道上的尘土味和远处谁家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他靠在窗框上，目光在窗外院子里那棵杨树上，开口了一句：“咱们好像跑偏了。”
龚强和雷明都抬起头看着他。
“这个案子最开始是为什么接的？双鸭山一家三口，被杀。现在咱们在查什么？一个在道外区活动、从派出所偷枪、往工地介绍人的姓孙的。”陆卫东转过身，“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但咱们不能把姓孙的当成案子的核心。核心是徐传民。他杀了三个人，他跑了，他手里还有枪。”
雷明没有话，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有点。
龚强合上笔记本：“但是如果那把枪是从姓孙的那条线流出来的，那找到姓孙的就能找到枪的源头。徐传民拿到的枪，不是他自己弄来的，是从马晓峰手里接过来的。马晓峰的枪是从刘长河那里偷的。而刘长河的枪为什么会到马晓峰手里，中间是姓孙的在牵线。”
“你得对。”陆卫东，“姓孙的这条线不能放，但不能当成主方向来追。他是中间环节，不是终点。咱们得把两条线并在一起查——一条是徐传民，另一条是姓孙的。两条线最终会在同一个位置交汇。”
龚强把笔记本翻开到新的一页，笔尖已经抵在纸面上了，但没有急着笔，像是在等陆卫东先把方向完再记。
雷明把烟点着了，抽了一口，烟雾在空气中散开。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高，比平时稍微慢了一点：“那明天怎么走？”
“先发协查通报，把徐传民的特征再强调一遍，尤其是那把枪。姓孙的那边继续盯着那片筒子楼，但不要惊动他，只在外围观察他的进出规律。”陆卫东走回桌前，坐下，“另外，双鸭山那边孙副局长应该还在盯着徐传民的亲属。徐传民跑了，他不会凭空消失，他一定会联系什么人——朋友、亲戚、以前一起干活的人。他在哈尔滨待过一段时间，如果他还在哈尔滨，他一定会找一个能脚的地方。”
龚强把陆卫东的话记了下来，笔尖在纸面上走得很稳。他放下笔之后，像是已经确认那份记录能够完整地留存下来，才开口问了一句：“那我现在去通知各分局把协查通报发下去？”
“吃完饭再去。”陆卫东，“天黑了。”
龚强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晚上，陆卫东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端着碗坐到了龚强对面。菜不复杂，一份炖白菜，一份炒土豆丝，还有两个馒头。他把馒头掰开，夹了几根土豆丝放进去，咬了一口，嚼完了才开口：“你今天跑了多少路？”
龚强正在扒饭，听见他问，放下筷子想了想：“也没多少。派出所、档案室、工地周边，来回走了几趟。”
“腿疼不疼？”
“还行。”
“明天少跑点，该让别人跑的就让别人跑。”陆卫东又咬了一口馒头，“你这刚来没多久，要是把腿跑坏了，以后更麻烦。”
龚强没有话，但他低头扒饭的速度放慢了一些。
吃完饭，陆卫东没有回办公室，他站在省厅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把街道照得灰白，偶尔有一辆自行车从面前驶过，车铃声在空旷的街道上传出很远。他想起了双鸭山案发现场那个趴在他母亲身上的孩子——不满一岁，浑身是血，但不哭也不叫。
他掐灭烟头，转身回了办公室，坐在桌前，把双鸭山案的卷宗重新翻开，翻到最后一页，在那里夹着一张折叠的纸，是孙副局长托人带来的，孩子情况稳定，已经被姑妈接走了，身体没有大碍，只是话少了，不太爱笑。陆卫东把那张纸折好重新夹回去。他想，不管姓孙的是什么来头，不管那把枪经过了几个人的手，最终要找到的人是徐传民。他把卷宗合上，放回抽屉里，拎起椅背上的外套，关了灯，带上门。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走过时亮了，在他身后又依次灭了，像是有人沿着他走过的路，一段一段地把光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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