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河报出来的那个传呼机号码，陆卫东当晚就交给了技术科。齐亮对着号码查了半天，回话这是个本地传呼台，号码是今年年初开通的，机主登记名字叫王建国，留的地址是道外区一个已经拆迁的老门牌号。
那这传呼机现在还在不在用？
不好。齐亮把查到的记录摊在桌上，传呼台那边没有停机记录，但也没有近期的交费记录。如果机主还在用，那他应该是提前预付了一笔费用。按这个台的标准，预付一年的话，现在还有效。
陆卫东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预付一年，明吴家全走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长期不回来的准备。他不是去躲风头，他是去铺路。
刘长河被关进看守所之后，陆卫东没有再去提审他。他知道刘长河知道的已经全了，再问也问不出更多。但那条吴家全去黑龙江找人的线索，像一根鱼刺卡在他喉咙里。他翻出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纸页边缘已经被他摸得有些发软了。他看着那几个字：他他要去黑龙江找一个人。找什么人？找那个教他印传单、卖假鞋、搭架子的人？还是找那个他准备把整个清心功交接过去的人？
第二天上午，陆卫东去了邮电局，查了刘长河的那个传呼机号码最近几个月有没有被呼叫过。邮电局的人翻了半天记录，最近三个月内，这个号码被呼叫过三次，一次是三月中旬，一次是四月底。两次都来自同一个座机号码——哈尔滨市南岗区一个公用电话亭，位于工人文化宫对面那条街上，还有就是刘长河呼过的那次。
陆卫东记下那个电话亭的位置，当天下午就去了。电话亭在街角，旁边是一家国营副食店，门口摆着几箱汽水和酱油。他问副食店的售货员认不认识一个三十多岁、瘦高个、话带口音的男的经常来打电话。售货员想了想：以前是有那么一个人，隔一阵子就来打一回，打得时间不长，完就走。不过有阵子没见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吧。
他长什么样？
瘦，个儿挺高，脸白净，戴一副眼镜。穿着挺体面，像个坐办公室的，不像干粗活的。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打电话都爱唠，他打了就走，从来不买什么东西。
他话有什么口音吗？
东北口音，但不像是哈尔滨本地的，有点像更北边那边的，黑河或者嫩江那边的。
陆卫东道了谢，出了副食店。黑河。嫩江。他站在街边，点了一根烟。他前世在嫩江当了五十年的养路工，那里冬天能冻死人，夏天尽是蚂蚱和蚊子，靠近边境，地广人稀。如果吴家全要找的人是从那边过来的，那他在找的可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接头点，一条通道，一个能在边境线上帮他把人接走的地方。
他回到省厅之后，给黑河市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姓郑的副所长，前年在一起案子里合作过，话干脆。陆卫东没有解释太多，只了句帮我留意一个姓吴的、三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的男人最近有没有在黑河出现过，他之前可能在南岗区工人文化宫一带活动过，话带嫩江一带的口音。郑副所长应了一声，会留意。
挂了电话之后，陆卫东在桌前坐着。窗外的天光正在暗下来，下班的人声从楼下传来，笑声、自行车铃声、脚步声混在一起，被晚风托着，穿过打开的窗户涌进屋里，在他桌面上下一层薄薄的声音，然后又被风带走了。他在想刘长河那句话——等他回来之后，就不会再卖鞋了。吴家全去黑龙江找人，找的不是帮手，是接收人。他要把他在哈尔滨搭好的线，包括南马路那间印刷点、东直街的印刷机、那批假军需品的货源和渠道、还有那份正被一批一批往外发的传单，全部交到那个人手上。然后他退出去，抽身离开，像一枚已经被拧紧的螺丝从它固定过的位置被旋出。
第四天，黑河那边回了电话。郑副所长他们确实留意到一个人，跟描述基本相符，在街面上出现过两回，有一回进了工人文化宫旁边的招待所，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没有登记住宿。
招待所的人，那人来的时候没带行李，空着手，走的也是空着手。
陆卫东握紧话筒：那他进招待所的时候，有没有跟人碰过头？
这个不清楚。招待所的人那人是直接进去的，没在门口停留，也没跟人话。二十分钟左右出来的，跟进去的时候一样。
他出来之后往哪个方向走了？
往北。出了招待所之后沿着主路往北走了一段，然后拐进了一条巷子，附近的人没注意他后来去哪了。
陆卫东挂了电话。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把院子里的杨树影子拉得很长。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旧笔记本，翻到记着清心功线索的那一页。他在吴家全三个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又在黑河旁边画了一道线，在那道线的末端没有打圈，只留下一个开放的缺口。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案件之间隔着一层他现在还无法完全看透的薄雾——那个被称为清心功的组织，在他的记忆中，是九十年代中期才真正暴露的，是中央直接批示、公安部督办才将它彻底铲除。而现在，那些人还在暗处筹备着，把自己藏在一个他还没有完全摸清的位置上。
他合上笔记本，没有再看。窗外风声呜咽，吹得窗框微微发响。他站起来，把笔记本收进抽屉里，锁好，拎起椅背上的外套，关灯，带上门，沿着走廊往外走去。
五天之后的一个早上，陆卫东刚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他接起来，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沙哑，带着明显的嫩江口音，语速有些慢，像是在斟酌字句：是陆组长吗？我姓周，嫩江那边过来的。我听你在找一个叫吴家全的人。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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