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元旦，省厅恢复正常上班，走廊里又有了人声。陆卫东等了两天，铁路局人事处的回话一直没来。不是对方拖着，是人手少，八十年代初的档案都在库里压着，翻出来需要时间。他也确实需要去一趟老干处见顾德昌，当面听他把当年的事清楚。卷宗里记的东西再细，也比不上经手人亲口出来的那几个细节。他给老干处打了电话，那边顾老上午一般都在，来之前一声就行。
去老干处之前，陆卫东在走廊里碰见了龚强。龚强正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已经核对过的材料清单，看见陆卫东迎面走来，脚步放慢了一些：“组长，去老干处？”
“嗯。顾老那边，我想当面听听他讲那个案子。”陆卫东没有停步，龚强跟了上来，韩冰也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三个人一起下了楼。吉普车在老干处门口停下的时候，楼里很安静。陆卫东推门进去，看见顾德昌正坐在窗边，一只手搭在旧办公桌上，一只手拿着报纸在看，直到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才抬起头。
“顾老，我们是来听你讲那个案子的。”陆卫东在他面前坐下，“卷宗我看了，上面记的只是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证据有哪些，但你当时走到过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揣测过什么，卷宗上可没写。”
顾德昌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从桌面上抬起来，像是隔着一层薄雾，在看一段他自己也记不太清细节的影像。他端起那个磕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放回桌面上，然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沙哑一些，示意几人自己找地方坐：“那案子是1981年秋天接的。那年我刚从哈尔滨调到牡丹江不到半年，还在慢慢适应新城市的环境。牡丹江比哈尔滨湿润一些，秋天比哈尔滨短，雨多，下起来没完没了。九月的时候连着下了好几天雨，货场那边积了水，铁轨边上都是泥，我记得那天下班前接到值班室的电话，货场那边发现了一批没有登记入库的物资。”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回想那个电话是几点打来的：“我到货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雨还在下。货场那边拉了一盏大灯，灯罩是铁的，光被雨帘切碎了，照在铁轨上的时候像铺了一层碎玻璃。那批物资堆在货场最里面的装卸台边上，用油布盖着，油布已经被雨水打得透湿，湿透了之后颜色发深。值班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姓赵，干了二十多年，他他晚上六点交班的时候还没见那批货，七点半左右去后场锁门的时候，就看见它们堆在那儿了。油布不是厂里的，是新的，没有标识，也没有封条。”
顾德昌把搪瓷缸子往旁边挪了挪，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赵师傅当时没有碰那批货，先绕了一圈，确认周围没有人，然后才报了案。我到了之后掀开油布的一角，看了一眼。里面是三个长条木箱，用铁皮包角，钉得很严实。我让赵师傅找了一把撬棍，撬开最上面那只箱子，里面是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包着油纸，油纸外面涂了一层防锈脂。另外两只箱子没撬，但我们从重量和尺寸判断，应该是同类型的枪支和弹药。”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批货是从边境方向过来的。”顾德昌的语气比之前平稳了些，像是已经过了那段犹豫的阶段，“从边境到牡丹江，只有一条铁路线。如果是正常调拨，应该在车厢上贴标签、过磅、登记、入库，但这一批什么都没有。它在卸货台上，就像有人趁交班的空档把它卸下来，然后等着另一辆车来接走它。它不打算经过任何一个可以被追查的环节，只打算经过那个调度员的手。”
陆卫东没有打断他，等他继续往下。顾德昌低下头，手指在桌沿上收拢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是不是到位了：“我第二天去货场调度室查了记录，那天傍晚六点到八点之间，一共有三列货车在货场停靠。一列是从绥芬河方向过来的，装的是木材；一列是从边境林场方向过来的，装的是圆木和板材；还有一列是从哈尔滨方向过来的，装的是机器配件和化工原料。那批军火应该是在其中一列车上卸下来的。但调度记录里没有任何一栏登记过军火。没有装车单，没有调拨令，连卸货签字都是空白的。”他抬起头，目光从桌面抬起来，像是要确认这句话是否被准确接收了，“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批货不是被漏记的，是被刻意抹掉的。能抹掉铁路上入库记录的人，一定是内部的人。”
顾德昌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手指有些微微用力的发抖。他慢慢开口：“我顺着那条线往下摸，第一批找到的人是货场的装卸工。我问了几个人，有一个姓王的装卸工，那天傍晚他确实看见一辆没有牌照的卡车停在后门，车斗是盖着帆布的。他那辆车停的时间不长，大约十来分钟，然后有人从货场里面出来，上了那辆车，车就开走了。他那人穿着一件旧军大衣，他看不清楚脸，但那人走路的时候脚有点跛。”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又放下，“我问他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他那天后门那个位置没有灯，但那辆卡车的尾灯有一边是灭的。他他当时觉得那车不对劲，但因为天黑，他也没有追上去确认。”
顾德昌没有继续往下，像是在一点一点的想起那段记忆。他停了一会儿才继续道：“面馆那个姑娘，是后来才找到的。那家面馆在货场对面，开了很多年，吃面的都是货场的装卸工和铁路职工，老板姓陈，他闺女在店里帮忙。我第一天去面馆是中午，店里人不多，那姑娘在擦桌子。我点了一碗面，等她端过来的时候，我把证件亮了一下，问她那天傍晚有没有在店里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人。”
“她放下碗，想了一会儿，见过。她那个人来过店里好几次，每次都坐在靠门的那张桌子，点一碗面，吃完了就走。那天傍晚他也来了，时间比平时早一些，吃了半碗面就放下筷子走了。她当时觉得反常，因为他平时总是把汤都喝完才走。她没多想，继续干自己的活。但后来她回忆，那人走的时候，是从后门出去的。”
“你怎么知道她是证人？”陆卫东问。
顾德昌的视线微微低了下去：“我去过那家面馆三次。第一次是中午，第二次是傍晚，第三次是晚上打烊之后。第三次去的时候，面馆里只有父女俩，已经关了门。我坐在后厨的凳子上，问她那天傍晚除了那个穿军大衣的人，还有没有看见别的人。她想了很久，她确实还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从后门走的，是从货场侧面那道铁门出来的。她那人穿着铁路制服，身形瘦高，走路很快，出来之后在巷口停了一下，然后往北走了。”
“我当时没有立刻去查那个人。但我记住了她描述的细节：铁路制服、瘦高个、走路快。回局里之后，我调出了货场所有职工的档案，把符合这三项特征的人列了名单，一共七个人。然后我挨个排查——那七个人里，有五个那天晚上没有在岗，有一个是夜班，只有一个人符合全部条件：刘明远。”顾德昌的手指在桌面边缘停了片刻，然后慢慢收拢，“他是货场的调度员，负责当晚几列货车的调度安排。”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韩冰手里一直握着笔，但没有写。龚强的笔记本已经合上了，没有再翻开。陆卫东坐在那把旧椅子上，没有动，像是要把每一句话记住：“你当时找刘明远谈过话，对吧？”
“谈过。”顾德昌，“我先是去他办公室找的他，他当时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调度记录。我我只是过来了解情况。他那天晚上确实有一列从绥芬河方向来的货车，但车皮上已经贴了标签，装的是木材，跟军火没有任何关系。他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在一件他已经核实过的事情。我问他那天傍晚有没有看见一辆没挂牌照的卡车停在后门，他没有。”顾德昌的声音始终稳定，但在那段话的末尾，他停了一拍，“但他没有的时候，手里的笔没有放在桌上，一直握着，笔尖已经干了。”
“后来呢？”陆卫东问。
“后来我又去找过他两次，一次是隔了一周，一次是隔了一个月。第二次他没有坐在桌前，他正要去铁路局的调度室开会，在走廊里碰见了我。他他已经在查那批货的去向了，还如果有了进展会告诉我。第三次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不在是什么意思？”
“调走了。铁路系统的调令，比我预想的快。他去哈尔滨铁路局报到了，理由是家里老人身体不好。”顾德昌的声音不高，“我当时去找了他调任前的部门主任。主任他申请调走的理由确实是这个，手续齐全，审批流程也没有问题。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在申请调走的材料里，附了一份家书，他母亲病了，需要他回去照顾。但那封信的笔迹，和他平时的字迹有点像。”
龚强开口问了一句：“那封信还在吗？”
“在。”顾德昌，“我复印了一份，夹在卷宗里。信纸已经发黄了，但字迹是蓝黑墨水的，和他平时用的一样。”
窗外有一阵风穿过院子，把窗台上的薄灰吹起来，在光里打了个旋又下去。顾德昌没有去看那阵风，也没有去管桌面上的灰尘。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那批军火后来再也没出现过。”然后他抬起头，目光从陆卫东身上移开，“但那辆尾灯坏了一边的卡车，还有那个穿旧军大衣、走路微跛的人，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还在这条路上的某个地方。”他的声音透着一丝丝疲惫，“案子搁置了，但我相信他们还在继续倒腾军火。还有很多证据需要搜集，后续的抓捕，现在交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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