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官吏、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任用的属官，如今都成了大明的官员。
此前朝廷已经核定了官员的俸禄，如今又要核查官员的人数，这一切都昭示着，大明的吏治，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稳步推进。
再多想一层，这些举措，无一不是在为整顿吏治铺路。大明虽已开国九年，但地方官员的信息，依旧混乱不堪。
这其中，固然有信息传递不便、档案归档迟滞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朱元璋的地盘扩充得太快，前些年又忙于南征北战，根本无暇分心去整理这些琐碎的政务。
不过现在，显然是不一样了。朝廷终于腾出手来，要认认真真地梳理这些事情，让大明的各项制度，都走上正轨。
猛然间，马天禄心头一跳，想起后世流传的洪武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似乎就是在这几年发生的。
朱元璋铁腕肃贪，认定空印文书是官员相互勾结、欺上瞒下的罪证，严令主印官一律处斩，副手以下杖责百棍、流放戍边。
此案牵连甚广，最终处决者逾数百之数，后世虽有夸大至数万之，然考明初官制体量，实难采信。
就连济宁知府方克勤那般清廉自持的循吏，也未能幸免，殒命狱中，一时之间，官场人人自危，风声鹤唳。
郑士利不忍见众多无辜官吏蒙冤，冒死上疏，直言空印文书实为钱粮转运的权宜之计，绝非贪腐之举。却不料触怒龙颜，反遭朱元璋怒罚，流放岭南，终生不得回京。
经此一案，洪武朝彻底废除了“先印后填”的官场潜规则，严定文书用印之制：
凡钱粮账册，必先核清数目、后由官员佥名、再加盖官印，年月款与印信缺一不可；官印的使用，更是要逐次登记备案，详细记录用印事由与时间，违者以欺君之罪论处。
铁律之下，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管控空前强化，只是官场风气，也随之剧变。
官员们惧于重典，行事日趋谨慎微，只求自保无过，再也没了往日那份敢言敢为的锐气。
马天禄眉头紧锁，他得想个法子，给朱元璋打一剂预防针，起码不能让那么多无辜之人，被卷入这场风波之中。
李文忠并未留意到马天禄神色的变化，继续低声道：
“此事如今正闹得沸沸扬扬，中书省和吏部都在争着主导核查之事，胡惟庸那边，似乎不愿轻易撒手。”
马天禄闻言，却是一点都不意外，冷笑道：
“胡惟庸此人，执念太深，权力欲更是重得很，恨不得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一人了算才好。”
李文忠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胡惟庸的能力，确实是有的，处理政务也算干练。
可他对权力的贪婪，再加上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性格，实在让人难以真正亲近。
那些和胡惟庸走得近的人，无非是两种情况：
要么是势力相当，能与他结成同盟，共享权力；要么是实力远不如他，只能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做他的弟。
不过这些事情，和马天禄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他和胡惟庸素来不亲近，也从不掺和中书省的纷争，自然不用担心胡惟庸的报复，或是被他使绊子。
哪怕他胡惟庸身后站着李善长，马天禄也觉得这些都是意思。
不服气的话，都把背后的人叫出来，找个地方碰一碰，看谁后台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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