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嘉之前只在新闻照片里见过弗里蒙特。那些照片通常拍得很糟——抓拍的角度总是选在弗里蒙特皱眉的瞬间，或者是在议会辩论中途嘴巴半张半合的一个不体面的定格。新闻编辑选这些照片是有目的的：一个看起来不讨人喜欢的人，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关于他的负面标题。
所以温嘉想象中的弗里蒙特，大概是那种看起来就让人不信任的政客形象——不是凶恶，而是某种更微妙的、被磨损过的疲惫感，眼角下垂，嘴角紧绷，脸上写满了政治机器的痕迹。
但面前这个人跟那些照片完全不同。
科尔内留斯·弗里蒙特大概五十多岁，头发已经全白了，一头浓密的银白色短发，从前往后梳理得整齐而自然，在台灯的暖光下泛着一层极淡的银色光晕。他的脸上确实有皱纹——眼角、额头、嘴角两侧的法令纹——但这些皱纹并不深，像是被笑容挤压了几十年之后留下的温和印记。
他的下巴线条仍然清晰，肩膀的轮廓在深蓝色的开衫毛衣描述的气质——接近于大学终身教授在办公室里接待学生时的那种沉静。
而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台灯光线下接近于咖啡豆的颜色。这双眼睛此刻正从温嘉的脸上扫过，像是他在看的不是一个下属警员，而是一张他很久以前就见过、只是很久没再见到的脸。
“哦，艾利克斯，”弗里蒙特把书推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轻轻撑了一下桌沿，像是站起来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对方，“请坐，请坐。很抱歉这么晚还把你叫过来，你应该已经累了。”
他的声音比温嘉预想的要柔和。每一个句子的尾音都会微微下沉，让整段话听起来有一种稳定的节奏感。这种声音适合讲课，适合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也适合在一个安静的晚上跟一个紧张的人聊天。
温嘉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背脊下意识地挺得很直。他的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先是放在膝盖上，然后又交叉搁在桌上，又觉得不太自然，最后把手放回膝盖上。
“你舅舅朱利安好吗？”
温嘉微微愣了一下。
“还好。”温嘉。话出口之后他觉得这个回答太简短了，补充道，“他最近工作很忙，但精神不错。前几天去他家里吃过一次饭。”
“他搬到洛斯苏埃诺斯了？没一直住在市政厅附近的酒店？”
“搬家了。一栋老房子，前院有一棵很大的海岸橡树。书房窗户正对着树冠，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的时候挺好看的。”
弗里蒙特点了点头，嘴角浮起一层极淡的笑纹。他低头看了一眼台灯下的文件，然后重新抬起头，右手搁在书封上，手指无意识地沿着书脊的边缘来回摩挲。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他。这句话的语调忽然变轻了，轻到接近自言自语——但又不完全是自言自语，因为他的目光始终放在温嘉的脸上，放在他眼睛的位置。
“真没想到……”
他喃喃自语。
“利蒂西亚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温嘉没有话。利蒂西亚。这个名字从弗里蒙特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
温嘉努力思考，尝试从从记忆里找出自己觉得亲切的证据。
他见过弗里蒙特的，尽管那是很多很多年前。因为弗里蒙特曾经是利蒂西亚在斯坦福法学院时的老师。
“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大概才这么高。”
弗里蒙特用手在书桌边缘比了一个高度，那个高度大概是一个五六岁孩的头顶，“那时候利蒂西亚刚拿到州检察官的任命，带你来参加法学院的校友酒会。你穿了一件蓝色的毛衣——袖子太长了，卷了两道——手里攥着一块巧克力曲奇，从头到尾没话。利蒂西亚让你叫我‘弗里蒙特教授’，你的是‘蒙特教授’，因为‘弗里’两个音节对你来太难了。”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只牵动了嘴角和眼角的肌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笑容就像被储存了几十年，在某个晚上被打开，像是翻开一本很久没碰过的旧书。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温嘉老实。
“当然不记得。你当时才那么，眼睛里只有那块巧克力曲奇。”
弗里蒙特微微摇了摇头，右手从书脊上收回来，搭在桌面上，“你不要介意，我只是有些感慨。看见你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你的眼睛很像她——这双眼睛特别像她。利蒂西亚在斯坦福读法学院一年级的时候，来上我的宪法课，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时候她大概二十三岁，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眼睛和你一模一样——深棕色，盯着黑板的时候能一眨不眨看很久，像是在用眼睛把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温嘉听着。他听到的不仅是关于利蒂西亚的外貌描述，而是一个他从不知道的版本——并非那个在庄园豪宅的客厅里和父亲争吵的州检察长，也不是那个在他童年记忆里用“知道了”回应一切的冷静到近乎冰冷的女人，而是一个坐在斯坦福法学院第三排靠窗位置、用眼睛把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的年轻女孩。
那个女孩和后来成为他母亲的那个人之间，隔着太多他不了解的东西。母亲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是母亲，她曾经也是少女。
“那时候的妈妈，”温嘉开口，声音比预期的要慢一些，每一个词都在斟酌中，“是怎么样的？”
弗里蒙特的目光微微偏转，从他的脸上移到了台灯的光域里。那片暖黄色的光照亮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双手——手指修长，关节处有轻微的变形，是长期握笔书写留下的痕迹。沉默持续了几秒。不是犹豫，是一种在启动回忆之前需要的准备时间。
“让我想想，”
他把眼镜从书封上拿起来，但没有戴上，只是握在手里，镜腿轻轻敲着掌心。然后他把眼镜放回桌上，靠进椅背里，右手的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磨得很旧的深色戒指——那大概是结婚戒指，磨损的程度明它被戴了很多很多年。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还算年轻。三十出头，刚拿到斯坦福的教职没几年，教宪法学导论和立法程序。很严肃，很刻板，一堂课从头写到尾，满黑板都是判例编号和法条拆解。学生怕我，我知道。但利蒂西亚……利蒂西亚从来不怕任何人。”
温嘉注意到弗里蒙特在利蒂西亚的名字时，每个音节都发得很清晰，像是在念一个需要被准确记忆的单词。
“她是那种风云人物，最好的学生——你不会忘记的。不只是因为成绩最好，虽然她成绩确实很好。是因为她上课的时候会打断你。打断你的逻辑。”
弗里蒙特的嘴角又浮起那个极淡的笑纹，这次更深了一些，“她是天才中的天才。比所有人都优秀，比如我在黑板上分析一个宪法案例，正讲到一个判例的判决逻辑，她从第三排举起手来，‘教授，你刚才引用的那个多数意见，建立在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上，但如果你看布伦南大法官的协同意见——第三段的脚注——他其实是从平等保护条款切入的。你觉得他是不是故意回避了多数意见的逻辑漏洞？’”
他模仿利蒂西亚的语气时，语调忽然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更快，更锐利，每个句子的结构都更紧凑，像是一把被折叠得很好的弹簧刀，啪地弹出来，刀刃在阳光里闪一下。温嘉从没见过母亲这样话，但弗里蒙特模仿的那个语气里，有一种他隐约感到熟悉的东西。
“一个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质疑讲台上那个年轻教授的案例分析方法论——质疑他的方法论本身。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她得对。”
弗里蒙特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像是在给自己讲过的那个时刻敲一个句号，
“我当时站在黑板前面，粉笔举在半空中，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我——‘亚当斯姐，你服我了。我们重头讲这个案子。’那天下课后，我知道这个学生以后会走得很远。”
温嘉安静地听完这番话，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后来确实走得很远。”
弗里蒙特点了点头。没有话。这个沉默比之前所有的沉默都更沉，因为它在回应一个两个人——一个坐在书桌后的老人和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年轻警察——都知道但都不太愿意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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