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方负责人。”
女警员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组，苦笑了一下，“洛斯苏埃诺斯….还有负责人啊。”
“有的。现在他就是真的。”戴安娜。
不管其他人接不接受，现在这座城市里唯一还在运转的指挥系统，就是他。”
女警员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抱着霰弹枪的科尔特斯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安德烈，又看了看戴安娜，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但他的嘴唇不再翕动——默祷结束了。
娃娃脸学员钉好了巡逻图，转过身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灰。
“对了，安德烈，”他，声音里有一丝年轻人的急切，“市政厅那边来的人，他们有没有补给的事？五号岗亭的饮用水明天就不够了。”
“了，”安德烈揉了揉太阳穴，手指按在创可贴的边缘，那块创可贴已经快从皮肤上脱了，“国民警卫队那边的军官答应从国民警卫队的补给站调一批瓶装水。但最早后天才能到。明天让五号的人去六号取水，绕三号路线走，三号路线今天上午才扫过一遍，应该安全。”
娃娃脸学员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手掌上写了几个字。笔尖划过皮肤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戴安娜终于坐了下来。她拉了一把椅子，椅腿在地上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她皱了一下眉，扭头看了一眼那个在睡觉的人。没醒。
她坐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解开枪套的搭扣，把格洛克从枪套里抽出来，放在桌上触手可及的位置。然后她卷起左袖，查看前臂上那块渗血的绷带。
老警员睁开了眼睛——这一次是彻底睁开了。他看了看安德烈，又看了看戴安娜，然后开口话。他的声音粗糙干涩，像个被沙尘暴吹了五十年的风箱。
“队长怎么。”
“没什么。”
安德烈回答。他没有看老警员，而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图案——可能是地图，也可能是某个他已经反复描摹了无数遍的字母。“戴安娜把D排的事告诉他了。”
老警员沉默了一会儿。
“他怎么的。”
“他，‘大概会吧，大家。’”安德烈的手指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老警员。“就这么一句。”
老警员没有立刻回应。他把对讲机换到另一只手里，那只没受伤的手，然后把后背靠在储物柜的金属柜门上。柜门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够了，”
老警员。他的目光从安德烈身上移开，在了对面墙上那张发黄的排班表上。排班表上那些名字大多数已经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有的躺在三把椅子上补觉，有的正坐在他面前揉太阳穴。
“他能这句话，就够了。”
“至少证明队长还有些心气。那样我们就还有点盼头。”
没人接话。
净水器的滤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科尔特斯的霰弹枪在他膝盖上反射着应急灯的光。睡在椅子上的人翻了个身，雨衣从肩膀上滑下来，露出一只手——手指蜷曲着，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完全松开。
温嘉站在门口——准确地，是浮在门口，因为他现在没有可以“站”的双脚——看着这一切。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巡逻队办公室。他记得的是斯旺森在这里模仿马丁内斯训话的样子，记得的是夜班结束后一群人凑钱点披萨外卖的喧闹，记得的是转正那天所有人排队拍他肩膀“恭喜，子”时的笑容。
那是活人的气息。是日常的气息。是和平年代的警察对危险有所预期但从不会真正相信它会降临的那种天真的气息。
而现在这里的人也在活着。但他们活着的姿态不一样——更沉重，更沉默，更像是在冰面下流动的水，看不见波澜，但一直在流。
温嘉被一股力量拉向办公室深处。他穿过了老警员的储物柜掩体——又是那种短暂的静电般的麻痒感——然后停在了安德烈和戴安娜旁边。
安德烈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翻开。里面夹着一叠手写的报告，纸张的材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打印纸，有的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还有一张用的是市政厅抬头的公函纸。
他把文件夹打开，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开始看最上面那份报告。他的嘴唇微微动着，眉头时而皱起时而舒展。看到某一处时，他拿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写了一行批注。温嘉低头看——他能看到那行字。字迹很潦草，但能辨认：
“补给品——第七区——明天08:00前必须送达。”
戴安娜已经把她手臂上的绷带拆开了。旧的绷带被扔进脚边的一个塑料袋里，袋子里已经装了几条同样沾着血迹的旧绷带。
她用瓶装的生理盐水冲洗伤口——伤口在左前臂外侧，大概五厘米长，不是刀伤就是弹片擦伤，边缘已经开始愈合了，但中间还有一段没有完全结痂。然后她从桌上的急救包里取出一块无菌纱布，叠成合适的尺寸，用医用胶带固定在伤口上。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两分钟，动作熟练得像是做过了几百次。
包扎完之后，她把急救包推回桌子中央，拿回了她的格洛克。枪放在桌上时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她看了安德烈一眼。
“他要一个人待多久。”
安德烈从报告上抬起头，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
戴安娜没有再追问。她拿起保温杯，这次拧开了盖子，喝了一口水。
也没有人回答她。
这时候，一旁原本只是沙沙响的收音机里的沙沙声突然变大了一些，夹杂着一段断断续续的广播语音：
“……宪法政府国务院重申……任何参与或协助所谓‘美利坚联盟’之个人或团体，将被视为从事叛国行为……联邦执法机构已获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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