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夫妇的故事，要从旧金山日区的一条街起。
那条街不宽，两旁种着成排的蒙特雷柏树，夏天的时候树影会盖住大半条人行道，海雾从金门方向漫过来，把每一户门前的台阶都蒙上一层细密的水珠。
史密斯先生的全名叫大卫·史密斯，时候街坊都叫他戴维。他家住在街角那栋浅蓝色外墙的房子里，门口有一棵柠檬树，总把熟透的果子掉在邮筒旁边。街对面住着劳拉——也就是后来的史密斯夫人。劳拉家是一栋米黄色的平房，窗台上永远摆着两盆天竺葵。
大卫和劳拉从记事起就认识了。
四岁那年，大卫在自家车道上骑三轮车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得满脸通红。劳拉从街对面跑过来，手里攥着半包从家里偷出来的创可贴，蹲在他旁边，很认真地把创可贴撕开贴在他伤口上，贴得歪歪扭扭，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不哭了。”
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分开过。
学同一所学校，初中同一个年级，高中毕业舞会时大卫开了他父亲那辆老福特去接劳拉，领子上的胸花别了三次才别正。大学分别去了两所相邻的学校，周末轮流坐公交去看对方，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市政厅领了证。婚礼很，就在日区那座他们从常去的教堂里，双方父母坐在第一排，劳拉穿着她母亲年轻时的婚纱改成的裙子，笑的时候鼻尖上那颗痣跟着跳。大卫那天紧张得宣誓都慢了半拍，劳拉在
他们的生活，啊，那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像海雾一样柔软的幸运。他们没什么大钱，工作也平常——大卫在旧金山一家汽车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做事，劳拉是学教师。他们在海湾边上租了一间公寓，窗台上也养了天竺葵，和劳拉家窗台上那种一样。
日子像一杯兑了奶的淡咖啡，温吞吞的，甜也甜得刚刚好。
然后是安德维特。孩子出生那年，大卫三十一岁，劳拉三十岁。他们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是劳拉祖父的中间名。
安德维特一出生就哭得特别响亮，护士他肺活量大得像能去吹号。他从就闹腾，婴儿床的护栏是加固过的，因为他总想往外翻。
他两岁开始跑步，不是走，是跑，腿倒得飞快，像一颗从炮膛里弹出来的圆球。三岁时大卫给他买了个儿童篮球架，结果他把客厅的电视遥控器当球投进鱼缸。四岁时他已经能把一个号的篮球拍得有模有样，邻居家的老奶奶隔着栅栏看他在车道上运球，会拍着手以后一定是NBA的料。史密斯夫妇也这么觉得，但不太敢跟别人讲，只在大卫下班回家、劳拉把沙拉端上桌时，两个人隔着热汤的蒸汽互相看一眼，眼里都藏着同一种不好意思出口的美梦。
安德维特五岁那年的夏天，旧金山冷得出奇。
海雾一场接一场，把整个城市都裹在一片灰蓝色的潮气里。大卫和劳拉商量着去南边走走，晒晒真正的太阳。他们请了十天假，把行李塞进那辆浅蓝色的本田SUV，把安德维特的安全座椅固定在后排，然后一路往南。
他们去了蒙特雷湾看海獭，去了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镇集市，沿着海岸公路开了很久，最后拐进了洛斯苏埃诺斯。计划停三天，在港口吃几家海鲜馆子，带安德维特去海边踩踩水，然后继续往南。
那时候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所有普通游客一样——海滩不错，码头热闹，老城区有些乱但总体还算有趣。他们住在滨海大道旁一家中档酒店里，房间在七楼，窗户朝西，傍晚时能看到整片海面被日染成金红色。
如果日子一直都是这样，旅途还在继续，也许史密斯夫妇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天，安德维特长大之后，也会时不时怀念自己的童年。
可是意外总会和幸福接踵而至。
出事的那个下午，天很热。史密斯夫妇总是想，酒店里有能投币的自动贩卖机，那就好了。很可惜的是酒店里没有，但楼下街角就有一台，和便利店正对着。
那个时候安德维特满头大汗地跑上来，想喝冰可乐。劳拉正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要出发。大卫在浴室里洗澡，水声哗啦啦地响。劳拉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楼下的行人不多，街面干净，她心想酒店电梯下去再上来也就两分钟，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于是她掏了零钱放进安德维特的口袋里，又蹲下来帮他把粘在额头的头发拨开，：“快去吧，回来妈妈再给你擦防晒霜。”安德维特踮起脚亲了一下她的脸颊，“妈妈最好”，然后像一颗被弹弓打出去的石子一样窜出了房门。
然后，就像弹弓打出去的石头不会再被人捡起来，他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发生的一切，在大卫和劳拉的记忆里像一条被海浪反复冲刷的旧胶片。
他们报了警，一开始并不特别慌张，想着那孩子可能只是拐错了街口，可能被什么东西吸引，跑得远了一点。酒店附近那家便利店门口有一个海豚形状的投币木马，安德维特每次经过都要看两眼。
大卫和劳拉兵分两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太阳从头顶到海平线下，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们回到酒店门口时，两个人的脸都白了。后来警车来了，警灯把整条街都照得一红一蓝。酒店大堂的监控拍到了安德维特走出电梯，朝街角去。
但街角那家便利店的摄像头三天前就坏了，老板这附近治安还好，坏了没急着修。
就是这一点该死的侥幸，把所有的线索都断在了那里。后来几天，他们跟着警察跑了无数个地方。码头，汽车站，还有城北那一片旧工厂。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大卫在港口最远端的旧灯塔现不是安德维特的。劳拉每天去警局问，问到最后前台的女警一看见她就低头。
有一天晚上，大卫在酒店门口的路灯了。劳拉在房间里把安德维特的衣服铺在床上，摆成人形，放一整夜。
怎么办？
他们决定留下来。
他们退掉北上的车票，退了旧金山的公寓，大卫把工作关系转到了洛斯苏埃诺斯分公司，劳拉找了个临时教师岗。他们在城市南边租了一栋很的房子，离港口不远，晚上能听见轮船鸣笛。
他们留下来了，因为儿子是在这里丢的。如果找不到他，他们哪儿也不想去。
三年过去，房子里的东西慢慢多了起来，但所有和安德维特有关的东西都放在原处。他的号篮球还摆在玄关鞋柜上，气已经漏了一半，但大卫不让人碰。劳拉每天下班回家会把一罐可乐放在门边的矮桌上。她知道不会有人去拿。但她还是放。他可能哪天回来，渴了，一进门就能喝到。
这三年里他们认识了莱特。是在一次由失踪儿童家属组织的社区互助会上。那天莱特没怎么话，只坐在角里听别人讲。劳拉讲安德维特时哭了，哭得连话都碎成一片。散会后莱特走到大卫面前，用很低的声音：“你们现在最需要不是安慰。是需要有人告诉你们，该往哪里找。”
他从怀里拿出一张折得很旧的寻人启事，是他女儿艾米莉亚的。三个人站在互助会外面的马路牙子上，谁都没话，只是都明白了彼此是什么人。
从那以后，莱特时常来看他们。有时候带一盒甜甜圈，有时候只是来把车库那盏不亮的灯修好。他从不空谈希望，也不劝他们放下。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一起坐一会儿，或者开车带大卫去城里某个新出现的可疑区域转几圈。
莱特他没有妻子，孩子也不在了，就把这些还困在深渊里的父母都当成了某种不能出口的家人。安德维特失踪后，所有线索都冷得像海底的石头。但莱特从不让他们放弃。
他：“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放弃。除非看见尸体。就算看见了，也要把能烧的都烧了，把灰也带回来。”
他这话时，白头发的发尾被港口的风吹得乱飞，眼神像两块被海水磨了很久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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