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的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搁在桌上,端茶。
小指头短了一截,第一节没有了,断口是圆的,长好了的,皮是亮的。
柴景禹从他桌子跟前过,眼睛往下走了一下,下楼了。
翠湖边那家茶馆二层木楼,楼梯踩上去吱吱响,楼上临窗六张桌,窗外五月的荷叶刚冒出来铜钱大。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下晌三点,谢先生坐临窗第二张,对面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矮瘦驼背,旧夹袍补丁摞补丁颜色一块一块不一样,布鞋底磨穿了拿麻线缝过。
储先生上个月从南京来,南京的事讲得少,只讲一句:老了,南京冬天太冷,昆明暖和,来教书教到教不动为止。他到昆明是从车站走到学校的,走了两个钟头。谢先生讲叫一辆黄包车,他讲黄包车是人拉人,我不坐。如今他天天走,一日三四个钟头:“走路的人脑子里有路,坐车的人脑子里只有终点。”
他走到翠湖回回在柳树底下站一站:“在南京的时候散了会走到江边站一站,江大,看一会心里的气就顺了。昆明没有江,有湖,湖小,看的时候要长一点。在南京开了一个月的会,讲了一个月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讲的。我坐旁听席上听,听完了走到江边,把听来的话一句一句扔进江里。”
他带一只箱子,箱里是书和一件昆明用不着的棉袍,压在箱底,讲留着回南京穿。
柴景禹坐两张桌外靠楼梯口替谢先生抄东西。谢先生讲你坐远点,两个老头讲话年轻人听了要打瞌睡。
两个老头讲杜甫讲陆游,讲到一句吵起来,一个讲是国破山河在的意思,一个讲是城春草木深的意思,茶都吵凉了。
储先生拍桌子:“你这个余姚人读书不求甚解。”
“你这个老顽固读书不求一解。一首诗十个人读十个意思,你非要一个意思。”
“一首诗作者只有一个意思。”
“作者死了,意思就归读的人了。”
储先生瞪他一会自己先笑,咳得驼背一耸一耸:“你讲得对。我死了我的意思归你。”
“你死了我替你吵。”
楼梯口上来一个四十出头矮壮的,灰布褂子挽着袖,脸方黑,颧骨两块红。他不找座,先看门,楼梯口那扇门的门框门轴门槛,看一会,再一张桌一张桌看人,看到临窗第二张停一停。
他坐临窗第五张,离谢先生两张,离柴景禹一张。伙计问喝什么,他讲随便,最便宜的,碎末子,给一张大票子摆手不找。伙计跟掌柜咬耳朵,掌柜往这边看一眼就不看了。
他嘴里嚼着,一下一下嚼得慢,嚼的东西是硬的。嚼一会吐在手心看一眼,又搁回嘴里接着嚼。
柴景禹没见过这样嚼东西的。
他看窗外看湖,可眼睛往窗外走的时候经过临窗第二张停一停,一回,两回,三回。
柴景禹搁下铅笔。看的人也在被看。
那个人察觉了,脸转过来看他一眼。那一眼同看门一样,门框门轴门槛,柴景禹觉得自己被看成了一扇门。
他把脸转回去,右手搁桌上,左手揣在褂子口袋里没拿出来。
两个老头吵完了要走,谢先生站起来长衫下摆叫椅子勾住扯开一道口子:“又破了。”
“破了好,有个口子透气,昆明热。”
两个人一前一后经过临窗第五张,那个人不抬头。走到楼梯口谢先生回头:“景禹,走了。”
然后柴景禹就从那张桌子跟前过,看见了那根手指。
湖边柳树底下他追上去:“先生,楼上有个人看先生。四十多矮壮,嘴里嚼东西,左手小指短了一节。”
储先生拿袖子擦眼睛,他见风流泪:“看你的人,这个月第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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