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日军在限定时间截止前半小时回了话。联络员从旧总督府出来,骑着一辆缴获的自行车直接奔到红河渡口。陈子良在渡口临时指挥所里等消息,看见联络员满脸是汗地跳下车,就问了一句:“答应没有?”
“答应了。全部条件。佩刀、军旗、文件,统统交。遣返船保证安全到日本本土,中途不停靠。”
陈子良拿起电话打到金边,程万里听完沉默片刻,对通讯兵说同意受降,让一军立即进城接收全部武器弹药,日军官兵集中至城外指定营区等待遣返,军旗、佩刀、文件全收,对日军士兵不必苛待但也不能纵容。陈子良放下电话,对联络员一挥手:“回去告诉你们守备队长,一军一个时辰后进城受降。”
一军两个团从红河渡口开进河内。日军在旧总督府前列队交出武器,步枪和轻机枪码在街边排了几十排。一个日军少尉双手捧着军旗跪在地上,把旗布叠好放在地上,旁边一个军曹上去把军旗收进麻袋。一军军需官带着人在旁边逐箱清点弹药,三连的兵把旧总督府门口的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扛上卡车。一军在河内设立卫戍司令部,陈子良兼任司令员,同时命韩锋继续往海防和岘港渗透,尽快摸清法军动向。俘虏集中关押在城北营房,等待遣返。
办完受降手续,陈子良对参谋说:“把那个日本军医带过来。”
军医被押上来时还在发抖,陈子良问他河内日军在越南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军医磕磕巴巴地说是一个姓土桥的中将,南方军总司令部在顺化,但土桥本人最近到了谅山——海防的守备队里有一批是他老部下的联队,他在那边坐镇等着本土消息。
“韩锋,谅山的电话线还在吗?”
“还在。河内旧总督府里有直通谅山的军线,受降的时候电话机是收在柜子里的。”
“试一下,能不能接通土桥指挥部。”
韩锋带人摇了几次手柄,电话那头有人接了,日语。何耀祖不在前线,陈子良让人把那个刚投诚的军医拉过来当翻译。军医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脸色发白,捂着话筒低声说对方说这是河内守备队的线路,问谁在说话。
陈子良接过话筒:“让土桥接电话。告诉他,河内已经在今天上午被中南人民军接管,守备队全部缴械。我是一军军长陈子良。让他听好:日本即将投降,本土已经撑不住了。土桥如果愿意配合,命令越南境内所有日军部队向人民军缴械,我保证全部官兵安全遣返。如果不配合,我们就一个一个据点打过去。但要是配合——他就是战后遣返工作的日方联络人,保留个人名誉。”
军医译过去,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土桥的声音传过来,缓慢而低沉。
“他说——他需要考虑。问需要他做什么。”
“让他明天亲自到河内来,当面签署投降命令。我可以保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以后能以日方联络人身份参与遣返工作。”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军医转述:“他说他明天到。”
陈子良挂了电话,转头对参谋下令:“今天晚上把河内到顺化的电话线和电报线全部查一遍,土桥的命令要能直接发到南方军各师团。”
次日上午,土桥的车队挂着白旗进了河内。这个瘦削的中将在旧总督府会议室里签署了投降命令,放下钢笔时手有些颤。当天下午,河内电台和电报同时向越南境内所有日军部队发出明码电令:放下武器,向就近的中南人民军部队缴械。陈子良派了联络官随土桥一起南下,沿途传达投降命令。
三天后,海防日军缴械。五天后,顺化日军缴械。岘港、芽庄的守备队陆续来电确认投降时间。
海防缴械的当天下午,韩锋从海防发回一封急电。电文不长,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海防城外日军战俘营中发现大量法军战俘,约两万五千人。日军缴了他们的枪,关押近半年。外籍军团步兵近两万,装甲兵和炮兵三千余,后勤医疗两千余。最高指挥官为瓦卢瓦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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