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诚最后的意识,定格在城管执法车顶闪烁的红蓝光晕。
以及胸口炸裂般的剧痛。
妈的,加班猝死?
这也太他妈窝囊了。
他记得那天是文明城市创建检查的最后一天。连续三周,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清理占道经营、整顿流动摊贩。
那些摊贩里有满脸褶子的老农,有拖儿带女的妇女,有刚进城啥都不懂的愣头青。他们用混合着哀求、怨恨、麻木的眼神看着他。
而他,二十八岁,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局协管员,只能硬着头皮,一遍遍重复那句话:
“这里不能摆摊,请马上离开。”
倒下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半块煎饼。
那是清晨六点出勤时,在街口王阿姨摊上买的。王阿姨的儿子去年工伤死了,儿媳改嫁,留下个六岁的孙女。她就靠这个煎饼摊养活祖孙俩。
真讽刺啊。
我管了一辈子小贩,最后死在吃小贩的煎饼上。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来,吞没了所有意识。
再醒来的时候,一股刺鼻的草药味差点把他呛死。
浑身像被卡车碾过一样疼。
不对,我不是死了吗?
“六郎……六郎你醒醒……”
苍老的女声带着浓重的淮南口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程诚——或者说,现在应该叫刘承业了——勉强睁开眼睛。
视线先是模糊,然后慢慢清晰。
茅草屋顶,土坯墙,纸糊的窗户破了个洞,冷风从洞口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一个穿着粗布衣裳、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用湿布擦他的额头。
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
“我这是……”刘承业一开口,自己先愣住了。
这声音不对劲。
太年轻了,带着少年人变声期刚过的那种清亮,还有长期营养不良的虚弱。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这具身体瘦得吓人,胳膊细得像柴火棍,上面还青一块紫一块的。
“别动!”老妇人赶紧按住他,眼圈一下就红了,“你从马背上摔下来,昏了三天了!你要是出了事,娘可怎么活啊……”
轰——
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脑子。
不,这不是记忆。
这是另一个人的人生。
刘承业,十六岁,颍州西乡刘家庄人。老爹刘六,三年前跟族兄刘福通贩运棉花,在黄河渡口遇上官府盘查,争执中被元兵一刀捅死。老娘刘王氏,佃户出身,嫁给刘家后从夫姓。家里本来有三十亩薄田,被蒙古人百户“秃满迭儿”强占了一大半,剩下十亩旱地,勉强糊口。
至于刘福通——
刘承业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个在元末史书上,第一个举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大旗的红巾军领袖,北方抗元势力的扛把子,竟然是“自己”的族伯?
穿越了。
不是做梦,不是幻觉。
城管程诚死了,现在是元末农民刘承业。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前世在街道办干了六年,什么奇葩事没见过?打架斗殴、群体上访、钉子户对峙……那些场面锻炼出来的心理素质,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
“娘……”他用这具身体原本的语气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四月初八了。”刘王氏抹了抹眼角,“你福通伯前天托人捎信,说今天要过来看你。你好好躺着,娘去给你熬粥。”
老妇人端着陶盆出去了,木门发出吱呀的响声。
刘承业挣扎着下了床。
土墙边有一面破铜镜,映出一张苍白但眉眼清秀的少年脸庞。大概一米六出头,瘦得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标准的长期营养不良。
只有那双眼睛,带着二十八岁灵魂才有的惊疑、锐利,还有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沉重。
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
门外是典型的淮北农村景象。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小院,院角堆着农具,一口石井,井轱辘上的麻绳磨得起了毛。远处是大片的农田,但本该绿油油的麦苗稀稀拉拉,大片土地裸露着黄褐色的泥土。
田埂上坐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农民,眼神空洞麻木,像一尊尊泥塑。
春风拂面,本该是暖的。
但刘承业只觉得浑身发冷。
他想起来了。
今年是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
就在这个月,元廷强征十五万民夫重修黄河,工部尚书贾鲁任总治河防使。沉重的徭役、克扣的粮饷、监工的皮鞭——这就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
而刘福通,此刻应该在颍州城西南的白鹿庄,和韩山童密谋那场改变历史的起义。
“承业!你醒了?”
一个粗犷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
刘承业抬头看去,心跳猛地加速。
一个壮汉走了进来,大概四十岁左右,国字脸,浓眉大眼,穿着粗布短打,腰间却挂着一把蒙古式的弯刀。他身后跟着两个精悍的年轻人,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手按在刀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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