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帝国内部的资本家们在被弗兰茨反复殴打之后,大多数都选择了屈服。
其中有一部分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将弗兰茨奉为资本家的楷模,甚至还给弗兰茨写了一本书来为他歌功颂德。
弗兰茨其实很清楚这群人想要什么,他见过太多因为骄傲和自大而痛失好局的强者了。
弗兰茨可并不想支付那样的代价,更不会被傲慢之罪填满,他只会将其当成是一场表演,以及对自己的一种警示。
事实上这种类似于宗教式的狂热迷惑性非常强,毕竟他们的对手是弗兰茨,这个哈布斯堡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皇帝,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但也正因为这种强大的迷惑性让很多人真的有了类似想法,同样也让很多刚刚加入神罗的资本家就放弃了抵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弗兰茨接收那些邦国的阻力。
其实如果那些资本家知道这背后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反对,反而会支持弗兰茨的改革。
然而改变认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经验已经得到原有路径认证的人来说。
有时候太讲道理反而显得十分低效,很显然征服他们比说服他们容易得多。
弗兰茨的做法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他们不按照弗兰茨的路线走就会暴死。
再加上此前的战争,名义上可是对资本家发起的。现在那些家伙夹着尾巴做人还来不及,可没有人胆敢跑到弗兰茨面前主动找不痛快。
孩子们被送入学校,童工几乎在工厂中消失。不过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入了工厂,他们就是各邦的流浪儿童。
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街头老鼠”,事实上当时的流浪儿数量相当多。
不过这些流浪儿并不在任何政府的统计数据中,他们在政府层面是不可见的。
他们没有档案、没有登记、没有在学校的名单,又或者是教区的记录中,他们完全不在这个社会之内。
但这群人又无处不在,他们在鬼屋中、桥洞下、垃圾堆中,锅炉房的煤堆旁又或者集市的货摊之下,在闹市的人流中充当扒手、乞丐,以及可捕捉的野生小孩。
仅仅在伦敦就有五到十万这样的流浪儿,同时一时间的巴黎也不遑多让有大概三到五万。
除了城市,乡间的流浪儿同样不少,此时整个北德意志新划入的领土上至少有上百万这样的小黑户。
哪怕是弗兰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没法救助所有人。
奥地利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才解决流浪儿的问题,现在神罗不可能用几周时间就解决如此庞大的人群。
实际上按照奥地利帝国政府官员的建议,他们觉得把这群流浪儿打包送往殖民地就是最好的做法,不但仁慈,更是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既解决了这些流浪儿的生计问题,又解决了殖民地人力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甚至教会都觉得这种做法切实可行。
毕竟教会的援助能力也很有限,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到达极限了。弗兰茨在支持教会的同时也加了诸多限制,所以教会没有办法无节制地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没有精力去管更多的人,更不要说现在突然接收了整个北德意志地区,再加上这数百万流浪儿实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畴。
倒是在殖民地方面还有余力,因为弗兰茨对殖民地教会的扩张并没有做过多限制,他只是不希望教会在本土不断做大而已。
在殖民地教会还是很有用的,他们可以大大加快殖民地的同化速度,将其他国家的劳工转化为奥地利的公民,甚至是让那些人真心向往奥地利人的生活。
但弗兰茨还是无法接受将那些流浪儿全部送往殖民地的做法,奥地利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可殖民地毕竟是殖民地,无论再怎么美化也无法掩盖其凶险和野蛮的本质。
奥地利帝国的殖民地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乌托邦,但在这片原始的大陆之上却处处透露着一股适者生存的味道。
疾病、野兽、土着、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抱有敌意他国入侵者。在这里死亡和杀戮太过寻常,虽然街头生活也很残酷,但两者的残酷不同。
在殖民地那种暴戾更加明显,更加肆无忌惮,容易形成一些错误认知和习惯。
事实上很多有条件的官员和商人从殖民地回来之后都会先去教堂躲一阵时间,等身上的戾气散了才回家。
此前奥地利帝国也有类似的尝试,一共19批,共计4000流浪儿,他们被派往各个殖民地。
五年时间,这些流浪儿中有三分之二失踪或死亡,剩下的三分之一大多也有人格障碍。
死亡因素中疾病占了一多半,剩下的死法则是千奇百怪,有的死于毒虫猛兽,有的死于食物中毒,有的死于土着袭击。
还有很多人死因不明,或是不方便明说,实际上就是死于人为原因。很多人都喜欢妖魔化流浪儿,但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难免有些腌臜事儿。
虽然没人在乎这群不存在的人,没人会去为其讨回公道,但弗兰茨并不希望用自己的国民当做单纯的耗材。
对于那些腌臜事儿,弗兰茨从未姑息,只是天高皇帝远,即便是他也无法做到事事料敌先机,事事都能插上一脚。
不过有些本不必发生的悲剧,他还是有办法阻止的。
对于新加入各邦国的流浪儿神罗自然会尽力收容,但在能力范围之外的便只能另寻他途。
弗兰茨的想法是这些人就近送往农场和工厂,让他们作为学徒。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做法,但相比作为乞丐,被黑帮裹挟,被人贩子,妓院和矿场吸收却是一个不那么坏的做法。
在一个有饭吃、有床睡、有规则,有最起码的保护的环境下长大,最起码可以让他们不那么极端。
工厂、农场中的工人和农民未必有多么善良,但最起码有规矩可讲。
而且在工厂和农场里最起码可以学一门手艺,学徒的工资也可以养活他们自己,并且能给自己以后进入社会积攒出第一桶金。
能力实在太差,还能去殖民地讨生活。
救济只能缓一时之急,但教授一门技能很可能会惠及其一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大家都懂,英国人在自己的济贫院中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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