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听了，只是摸了摸下巴，“嗯，还有呢？”
“那我再说个实在的，”张曼曼看向李乐，“你做的这个选题，是在跟阶层再生产、教育筛选、社会流动这些事儿打交道。”
“你要是做得浅了，那就是一锅隔夜粥，各路大仙早就研究过的东西，你要是做得深了，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让人痛快的东西，比如，有些孩子是怎么被家庭和学校一起放弃的，有些标签是怎么贴上就撕不下来的。毕竟，真实的东西，往往不太好看。
“但能做出来，它才有分量。”李乐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觉得惠老师能让我这么容易过关？”
张曼曼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倒也是，也就是你，还能在惠老师手底下过几招。”
“不过，那你觉得，从田野调查的方法和理论视角，这块主要应该怎么弄？”
李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用污名认同与抵抗作为核心框架，但把它拆成两个维度：内化和外化。”
“怎么说？”
李乐回，“内化，就是学生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他们是否接受了社会给他们贴的标签？是否认为自己不行、没出息、废物或者边角料这种内化的污名，会影响他们的自尊、自我效能感、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外化，就是他们怎么回应外界的偏见。是选择否认，我不是坏学生，我只是不适合应试教育？还是选择社会比较，你们上高中有什么了不起，毕业了还不是给人打工？还是选择重建自我概念，我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我动手能力强，我有自己的特长？”
“这三种应对策略，并不是互斥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张曼曼点点头，“所以，你的田野调查，不能只看他们说出来的话，还要看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看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变化，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
“差不多，”李乐抬手，在那堆文件里，点了一个，屏幕上弹出一个新的页面，里面是一张表格。
“这是我帮你的观察记录表，”他说，“分了几个维度：言语表达、行为表现、社交互动、情感反应。每个维度。”
张曼曼凑近了屏幕，仔细看着那张表格。
表格设计得很细致，每个维度
比如“言语表达”来的描述”等条目。
“行为表现”参与意愿”等条目。
“这份表格，我打算先用着，”李乐说，“等进了田野，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反正观察记录这个东西，一开始总是粗糙的，慢慢磨，慢慢调，才能找到最适合的工具。”
张曼曼的目光在表格上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那反学校文化这一块呢？”
李乐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换了一个页面。
“反学校文化这一块，我计划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对规则的对抗，二是学生对秩序的维护。”
“这两个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他说，“学生对抗的是学校强加的规则，上课不许说话、不许迟到早退、必须穿校服、必须完成作业。但他们同时也在维护另一种秩序，他们自己的秩序。”
“比如，班级里可能有某种不成文的规矩：不能告密，不能讨好老师，不能太装。这些规矩不是学校规定的，是学生自己形成的。违反这些规矩的人，会受到群体的排斥甚至欺凌。”
“所以，反学校文化，不是简单的破坏一切，而是一种选择性破坏，破坏他们认为是压迫性的规则，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秩序。”
张曼曼若有所思，抬起头问道，“那阶层再生产和社会流动这一块呢？”
李乐又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一段段摘录和批注。
“这一块，我的意思是关注两个概念。一个是断头路，一个是次级劳动力市场。”
“在咱们社会的语境里，职业教育常被视为阶层流动的断头路。”
“你上了职业学校，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告别了高等教育，告别了白领工作，告别了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你未来的出路，大概率是工厂的流水线、服务业的一线岗位、或者自己开店做小生意。”
“这些岗位，这些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稳定性差、晋升空间有限、社会保障不足。与之相对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工资高、稳定性好、晋升空间大、社会保障完善的岗位。”
张曼曼看着李乐，“可你知道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壁垒有多高吗？”
“很高。”李乐说，“非常高，这个壁垒不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你考上高中，你就站在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上，你没考上高中，你就被推向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入口。”
张曼曼说道，“照你这个思路看，职业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分流机制，或者，是一种筛选，深层功能，是确认并巩固社会分层。也就是在制度层面，认定他们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筛选出来，送进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预备队。”
“而这些，这就是你这个田野调查的核心？”
李乐耸耸肩，“我那个选题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环境里，那些被确认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怎么应对来自外界的偏见，以及他们是否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抵抗。”
“抵抗可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张曼曼回了句，“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分层功能，如果学生完全接受这种安排，那他们就会变成一种自愿的服从者，把职业教育理解为社会地位的自然延续。但如果有学生不接受呢？他们会怎么样？”
李乐想了想，“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反向的价值体系，既然主流社会认为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人，那我们就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
“这是一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颠倒和嘲弄，它看起来像是抵抗，学生通过拒绝主流标准来维护自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抵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反而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锁定在了这个位置上。
“但是......”张曼曼慢慢开口，“这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吗？”
“我觉得，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项存在，”李乐说，“如果一个人面前只有一条路，那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判断这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别无选择？”
“当一个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经济拮据、初中成绩垫底，他的‘选择’——比如放弃学业、混社会——到底是他‘选择’了这条路，还是这条路本身是他仅有的‘出口’？”
张曼曼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上升，散开，像某种缓慢进行中的思想过程。
“那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键角色。”李乐说，“家长的期望、家庭的资源、家庭的文化资本，都在影响着学生的选择和发展。”
他又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页面。
“你看这个，”他指着一段文字，“这是之前社科院做的一个关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应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
“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更倾向于让子女走学术教育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的价值，也有资源支持子女走这条路。低学历、低收入的家长，虽然也希望子女能出人头地，但当子女在学业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只能接受分流的结果。”
“而且，”李乐挥挥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会把自己的焦虑和失望传递给子女。”
“我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就考了这么点分？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上了重点高中，你呢？这些话，听起来是督促，实际上是一种工具性污名，把子女的学业失败等同于个人的失败，进而用这种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
“那符号性污名呢？”张曼曼问。
“比如，职校生都是坏孩子、技校生没前途、中专职校生就是来混日子的......这些印象，通过媒体、通过邻里议论、通过亲戚朋友的闲聊，渗透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家长在这种话语环境中生活，不知不觉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可能嘴上不说，但心里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上了职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种羞耻感，会转化为对子女的更严格的管控、更频繁的唠叨、更强烈的失望。”
李乐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所以，家庭情境下的污名传递，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家长用学业失败来规训子女的行为，另一方面是符号性的。家长在社会评价的压力下，不自觉地将污名内化，然后再投射到子女身上。”
听到这儿，张曼曼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吊灯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学生的心理状态呢？”他问，“长期的学业挫败感，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变化？”
李乐手一摊，“我觉得，应该从习得性无助这个概念来看，塞利格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理论框架，后来被应用到教育心理学领域。”
“简单来说，就是当一个学生反复经历失败，并且认为这些失败是无法控制的、不可避免的，他就会产生一种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用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会导致他放弃努力，放弃尝试，甚至放弃对自己的信心。”
“而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生中，这种习得性无助是非常普遍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考试失败的打击。他们试过努力，试过补习，试过熬夜背书，但成绩始终没有起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我就是不行的自我认知。”
“这种自我认知，会转化为自我放弃，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现状，所以选择了放弃。”
张曼曼点了点头，“那这种自我放弃，和失范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李乐说，“当社会倡导的目标，比如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比如努力学习，考高分，之间存在断裂的时候，个体就会产生失范状态。”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来说，社会告诉他们要努力，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于是，他们开始质疑这个系统的合法性，开始寻找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尊严和认同。”
“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是他们在这个对他们不友好的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掌控感和满足感的方式。”
“所以.....”张曼曼盯着李乐，“你的意思，失范行为，不仅仅是一种问题行为，更是一种‘应对策略。一种对结构性压力的消极抵抗，那这种抵抗，有意义吗？”
“从短期来看，有意义。”李乐笑道，“它能让人获得即时的心理满足，缓解焦虑和挫败感。但从长期来看，没有意义。因为它并不能改变处境，反而会强化社会对他们的负面刻板印象，让他们陷入更深的困境。”
“这就像一个陷阱，”他说，“你越挣扎，陷得越深。但你不挣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陷下去。”
屋里静了静，张曼曼的目光看向窗外。
冬天的天黑得早，外面的灯还没亮。
“所以，”他说，声音有些低，“这是一个死结。”
“也不完全是。”李乐说，“死结的意思是解不开。但这个结，是可以解的。只是解开它，需要的时间很长，需要的资源很多，需要的努力很大。”
“怎么解？”
“让人看到希望。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就能忍受眼前的苦难。但如果连希望都没有了，那他就真的完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灯终于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玻璃上，映出一片朦胧的光晕。一辆自行车从窗下骑过，链条发出“咔咔”的声响，渐渐远去。
李乐的屁股忽然有节奏的抖起来。
“噗”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来电显示是“余穗”。
他按下接听键，“喂？”
那边传来余穗的声音，带着风噪声，中间还夹着几声急促的喇叭，在背景音里一闪而过。“李哥，上次欠你的钱，今天晚上就能给你。”
“这么快？”李乐问。
“二坤那边去钱柜上班了，这个月的工资刚发，你现在在哪儿？”
李乐想了想，“我在学校，这样吧，我去你家钥匙店，你在哪儿等我，可行？”
“行，那到了你给我打电话。”
余穗挂了电话，李乐把手机放到桌面上。
张曼曼问：“谁？”
“就那个姑娘。”李乐说，“夜市卖啤酒那个。之前她朋友出了点事，我垫了医药费，说要还我钱。”
“你倒是管得宽。”
“那怎么办呢，”李乐把手机揣回兜里，“遇上了，总不能不管。”
“你......不会.....噫，看不出来啊，李乐，你个浓眉大眼儿的，竟然也.....你这刚结婚，还妹七年呢，就......你对的起富姐么，你对得起娃么，你对的起我.....”
“滚，想什么呢，我特么就和你，也不可能。”
“诶，那就.....诶？诶！！”
“你打野的！！”
盼着盼着终于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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