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夏天，太阳把土坯墙烤得冒白烟，空气里飘着晒焦的麦秆味，混着远处牲口棚里的粪味，是我童年暑假最熟悉的气息。九岁那年，我又赖在爷爷家，每天帮奶奶摘辣子、喂猪，或者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搬家，日子慢得像屋檐滴下的水。
爷爷家是一排五间的瓦房，青瓦灰墙，墙根爬着青苔，最东头是厨房，门口堆着劈好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像座小山。厨房门是块老榆木板，合页锈得厉害，开关时“吱呀——嘎”地响，能惊飞院墙上的麻雀。
出事那天中午，日头正毒，蝉在院外的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声嘶力竭，吵得人脑仁疼。我在厨房帮奶奶烧火，灶膛里的火苗“呼呼”舔着锅底，把我的脸烤得通红，额头上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掉，滴在青砖地上，“啪嗒”一声就没了。
“去把厨房门关上，”奶奶正用笊篱捞面条，白汽裹着她的声音，“别让苍蝇飞进来，刚擀的面条，沾了脏东西咋吃。”
我应了一声，抹了把汗，转身去关门。手刚搭上榆木门板，就听见“吱呀”一声，门轴转动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清楚。就在门板转到一半，眼看要合上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大门口有个影子。
是个男人，背对着我，穿着一身棕麻色的套装——不是现在的西装，是那种老式的，有点像中山装，又比中山装拘谨，衣料看着挺厚，针脚粗糙，在这三十多度的大夏天里，显得格外扎眼。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后脑勺光溜溜的，正一步步往大门后面的夹道走，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没一点声响。
爷爷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后面的夹道窄得很，也就够一个人侧身过，里面堆着破旧的犁耙、断了腿的木凳，还有几捆干透的玉米秆，根本通不到后面的邻居家——那是条死路。
“哎！”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人怕是迷路了，乡下的路七拐八绕，外乡人很容易走岔，“你别走那边！过不去！”
我抓起墙边靠着的扫帚——那是我平时玩“骑马”用的，这会儿下意识地攥在手里，拔腿就往外跑。厨房到大门也就十几步路，我跑得急，差点被门槛绊倒，踉跄了一下才站稳。
可大门口空空荡荡的。
夹道里只有那几捆玉米秆，被太阳晒得发白，叶子卷得像纸。墙角结着厚厚的蜘蛛网，沾着些灰尘和虫子的尸体，显然很久没人碰过。刚才那个穿棕麻套装的男人，就像被太阳晒化了一样，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奇了怪了。”我挠了挠头，手里的扫帚柄被汗浸得发潮。我走到夹道门口，往里探了探头，一股霉味混着玉米秆的干味扑面而来。玉米秆堆得整整齐齐，最上面那捆还插着根红绳，是奶奶去年秋收时系的，现在还好好的，不像有人碰过的样子。
难道是我眼花了？可刚才那个背影太清楚了——棕麻色的衣料在阳光下泛着土灰色的光，后领上还别着个深色的领结，不是现在的蝴蝶结，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块小补丁。连布料上的褶皱都看得真真的，是长期没熨烫的那种僵硬的褶子。
“愣着干啥？面条都要坨了！”厨房传来奶奶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
我应着，转身往厨房走，心里却像塞了块湿抹布，闷闷的。路过水缸时，我往里面瞥了一眼，水面晃了晃，映出我满头大汗的脸，还有身后空荡荡的大门口。
那天中午的浆水面，我吃得没滋没味。奶奶给我盛了一大碗，酸溜溜的，是解暑的好东西，可我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总觉得门口有人在看。爷爷看出我不对劲，用他那根铜烟杆敲了敲我的碗沿：“咋不吃？不合胃口？”
“不是，”我摇摇头，“爷爷，刚才大门口是不是来过外人？穿棕麻色衣服的。”
爷爷正往嘴里扒面，闻言顿了一下，抬头往大门口看了看，眉头皱起来：“没见啊，咱这穷乡僻壤的，除了收废品的，没啥外人来。”
奶奶也说：“怕是你看晃眼了，太阳那么毒，容易出幻影。快吃，吃完睡午觉，下午带你去摘西瓜。”
我“哦”了一声，拿起筷子，可心里那点别扭劲总也散不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蝉还在叫，吵得人烦躁。我索性爬起来，坐在屋檐下看小人书，是本《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肚子里像钻进了条泥鳅，“咕噜”一下，一阵恶心猛地涌上来。
“哇——”我来不及起身，趴在地上就吐了，酸水混着刚才吃的面条，溅得满地都是。
奶奶听见动静，从屋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咋了这是？”她赶紧蹲下来，一只手拍着我的背，另一只手给我顺胸口，“吃坏肚子了？”
我摇摇头，刚想说话，那股恶心劲又上来了，比刚才更凶，我猛地站起来，脚步踉跄着就往大门口跑——不知道为啥，就觉得必须去那儿吐才舒服。跑到夹道旁边，我扶着墙，弯着腰又吐了起来，胃里翻江倒海，苦水都快吐出来了。
“这娃咋回事？”奶奶跟在我后面，急得直搓手，她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烧啊，咋吐得这么厉害？”
我吐得头晕眼花，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浑身没劲，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把背心都湿透了。奶奶把我扶回炕上躺着，给我盖了层薄被，又倒了碗温水让我漱嘴：“怕是中暑了，躺会儿就好了，奶奶去给你熬点绿豆汤。”
可我没好。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开始拉肚子，一趟趟地往茅房跑，拉出来的全是水。更怪的是，每次要吐要拉的时候，我的脚就像被人用绳子拽着似的，身不由己地往大门口跑，非要站在夹道旁边，身体抖得像筛糠，才能把东西吐出来、拉出来，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催着我。
奶奶急得团团转，翻箱倒柜找出藿香正气水，撬开我的嘴就往里灌。那玩意儿又辣又苦，我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可一点用都没有，没过十分钟，又扶着墙往大门口跑。
第二天一早，我更严重了。
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我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都凹了下去，嘴唇干得起皮，说话都没力气。奶奶背着我去村卫生所，她的后背很瘦，硌得我生疼，可我连哼哼的劲都没有。
卫生所是间小平房，墙皮掉了大半，门口挂着个红十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姓王，平时总笑眯眯的，这会儿看着我的样子，眉头皱得像个疙瘩。他用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听，又翻了翻我的眼皮，说：“是中暑了，脱水有点严重，打吊瓶吧。”
吊瓶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往我手背上输，冰凉冰凉的，顺着血管往心里钻。奶奶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拿着蒲扇给我扇风，扇得很慢，怕我着凉，她的眼圈红红的，声音有点哑：“都怪我，昨天让你在太阳底下跑，要是不让你去关门，也不会……”
我想摇摇头，告诉她不怪她，可实在没力气，只能盯着吊瓶里的气泡，一个一个往上冒，像水里的鱼，冒到水面就破了，啥也没留下。
打了一下午吊瓶，不但没好，反而更厉害了。刚回到家，我闻到厨房飘来的饭香味，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就往大门口跑，趴在夹道旁边的老槐树上吐，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嗓子火辣辣地疼。
奶奶吓坏了，晚饭都没做，背着我又去了卫生所。王医生看着我，也有点慌了，又加了两瓶药，说：“这中暑咋这么邪乎？明天再不好，就去镇上医院，那里有化验设备。”
第三天，我还是老样子。吊瓶打了三天，胳膊上的针眼青了一片，可上吐下泻一点没减轻，只要一靠近大门口，腿就像灌了铅，又沉又麻，还控制不住地发抖。
更吓人的是，奶奶也开始不对劲了。
那天下午，她给我擦身子的时候，突然捂住嘴，“哎哟”一声，转身就往院子里跑，趴在猪圈墙上吐了起来，吐的也是水，跟我一模一样。“咋回事……”她扶着墙直起身，脸色白得像纸，“我也觉得恶心，头还晕。”
接下来，奶奶也开始上吐下泻，症状跟我分毫不差。而且她跟我一样，每次难受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往大门口跑，站在夹道旁边，眼神空落落的，像丢了魂，嘴里还喃喃着：“这是咋了……咋就控制不住呢……”
王医生也没办法了，他挠着头，看着我们祖孙俩，一脸困惑：“怪了，这中暑还能传染？我从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情况。”他又给奶奶打了吊瓶，可药水流进血管，一点用都没有，奶奶的脸一天比一天白，走路都打晃，喂猪的时候差点掉进猪圈里。
爷爷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就蹲在门槛上抽烟，一锅接一锅，烟袋锅里的火星在夜里一亮一亮的，映着他满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第四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簌簌往下掉，沉声道：“不对劲，这不是中暑。”
“那是啥？”奶奶有气无力地靠在门框上，她刚吐完，嘴唇干得起皮，说话都费劲。
爷爷没说话，只是盯着大门口的方向，眼神沉沉的，像压了块石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去趟后庙。”
后庙在村子最西头的山脚下，是座破破烂烂的老庙，据说民国时就有了，土坯墙塌了大半，只剩下一间正殿，里面供着些说不清名字的神仙，平时没人去，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几个老人去烧柱香。
爷爷走的时候，太阳刚露出个边，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孤零零的电线杆。他揣了两个冷馒头，肩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一步步往西边走，背影在土路上晃啊晃，看着特别单薄。
我和奶奶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屋顶。房梁上的蜘蛛在结网，丝一缕缕的，从这头牵到那头，像谁在上面撒了线。风从窗棂钻进来，吹得蛛网轻轻晃，我总觉得那网在慢慢往下落，要把我们罩住。
大概中午的时候，爷爷回来了。他的脸晒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可脸色很难看，嘴唇抿得紧紧的，像块石头。他没说庙里的事，只是把舅舅喊了来。
舅舅是爷爷的侄子，三十多岁，会点木工活，平时话不多，可做事靠谱。他一来，爷爷就把他拉进堂屋，关上门，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不知道在捣鼓什么。
过了一会儿，舅舅拿着把剪刀出来，又找了些黄纸——不是写字的纸，是那种烧给死人的纸钱，金晃晃的，很薄。他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开始剪纸，剪得很认真，眉头皱着，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我凑过去看，他剪的是些动物，有公鸡、牛、狗、马、猪，剪得不算精致，但能看出是什么。公鸡的尾巴翘得老高，牛的角弯弯曲曲，狗的耳朵耷拉着，马的四条腿长长的，猪的肚子圆滚滚的。
爷爷在旁边的石碾子上和面团，面团揉得很软，白花花的，像块棉花。他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疙瘩，又搓又揉，捏成一个个圆滚滚的东西，不知道要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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