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庐州丢了，我却松了口气
大唐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的春天，江淮大地上的雨水格外多。
杨行密站在宣州城头，看着城外那一片泥泞的旷野，脸上的表情像刚吞了一整只没削皮的刺黄瓜。他身后站着一群浑身湿透的将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四个大字——“接下来咋办？”
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天，一个浑身是血的小校连滚带爬冲进了庐州城，声音都劈了：“大帅！孙儒！孙儒他打过来了！”
杨行密当时正在喝茶——准确地说，是在喝一种江淮地区特有的粗茶，苦涩得像是熬过头的草药。他放下碗，叹了口气，那种叹气的方式很特别，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胸腔里，带着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认命感。
孙儒这个人，杨行密太了解了。此人原是秦宗权的部将，后来秦宗权被朱温打得七零八落，孙儒便带着一彪人马自立门户，在江淮间横行无忌。这人打仗有个特点——不要命。不是他自己不要命，是他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他的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白地，老百姓跑得比兔子还快，连兔子都嫌他过分。
“多少人马？”杨行密问。
“少说……五万。”
帐中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杨行密自己手头满打满算，能凑出两万就不错了。而且这两万人里，还有一半是新招募的农家子弟，前两天训练的时候还有人被自己的长矛绊倒。
杨行密的弟弟杨行璙第一个跳了出来，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嗓门大，主意少：“大哥！跟姓孙的拼了！我打头阵！”
杨行密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吵着要放鞭炮的三岁孩子：“你上回打头阵，回来的时候盔甲都不见了，说是‘跑太快风刮没了’。”
帐中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杨行璙涨红了脸：“那次是意外！”
“每次都是意外。”杨行密摆摆手，没再理他，转头看向自己的首席谋士——袁袭。
袁袭靠在柱子旁，瘦得像根晾衣竿，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光，比刀还锋利。他已经病了很久了，久到杨行密每次看到他，都担心一阵风会把他吹走。但这个人偏偏还能站着，还能思考，还能在关键时刻说出让所有人闭嘴的话。
此刻，袁袭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守不住。”
三个字，干脆利落，像三颗钉子钉在桌上。
杨行密没说话，等着下文。
“庐州城小，粮少，孙儒五万悍匪，困也能困死我们。”袁袭咳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不如……走。”
“走？”杨行璙瞪大眼睛，“大哥，咱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当——”
“家当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袁袭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杨行密沉默了很久。他是个苦出身，从庐州起家，一步步走到今天，每一寸地盘都是拿命换来的。让他放弃庐州，就像让一个守财奴扔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不能，是心疼。
但他最终还是点了头。因为他知道，袁袭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二、袁袭的最后一次谋划
撤退的那天夜里，雨下得特别大。
杨行密带着两万人马，趁夜从庐州南门撤出，一路往宣州方向走。身后，庐州城在雨幕中渐渐模糊，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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