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荧光蛋白基因是谁发现的吗？”
“下村修，日本科学家，1961年从水母里提取出来的。”
“你知道下村修当年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发了几篇论文吗？”
“很多篇？”
“第一篇发在一个很小的期刊上，读者可能比你们预科班内刊还少。”
“后来呢？”
“后来荧光蛋白变成了分子生物学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基因表达标记、蛋白质定位、细胞示踪——全部用荧光蛋白。”
“当时有人觉得它有用吗？”
“没有人觉得荧光蛋白有什么用，研究水母的蛋白质，跟医学有什么关系？跟工业有什么关系？跟农业有什么关系？跟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那后来怎么变重要的？”
“下村修当年的水母研究，跟你们的发光豆一样——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五十年后，水母的荧光蛋白照亮了整个分子生物学。”
“那我的发光豆呢？”
“你现在种发光豆，不是为了种豆子。是为了种下——种下一种思维。一种‘我能在基因层面控制生物特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将来会陪你走进上帝之手实验室，陪你做肝癌三联方案，陪你攻克下一个不治之症。豆子是种子。你也是种子。”
念念把发光豆的瓶子放在桌上，绿色的荧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
“那我以后想读遗传学，进上帝之手实验室，发光豆算不算我的起点？”
“算。”
“为什么？”
“起点不一定是别人停下来的地方。起点也可以是自己种出来的地方。别人停下来的地方叫巨人肩膀。自己种出来的地方叫——种子。种子比巨人肩膀更厉害，因为种子会自己长大。巨人肩膀不会。”
海风又吹进来。
黑板上和彦写的粉笔字被风吹得有点模糊，但每一个字都认得清。
陈响举手，手里的笔记本翻到了新一页。
“和彦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您说材料学是刀身。那我们这批刀身，什么时候能看到刀刃捅穿钢板？”
“看什么钢板。”
“肝癌。”
和彦把旧书和新书叠在一起，放进皮箱。把皮箱的搭扣扣上。昭和四十二年的皮扣，咔嗒一声，清脆利落。
“肝癌这块钢板，厚度是多少年？”
“不知道。”
“人类从发现肝癌到你们的三联方案之前，这块钢板一直是完整的——没有人捅穿过，你们的预印本是第一个在钢板上划出痕迹的方案。”
“划出痕迹不等于捅穿？”
“对。但从痕迹到捅穿，距离不是时间，是人。”
“什么人？”
“你们这十几个人把材料学读透，把实验室盖好，把精密加工车间跑通。等你们做完这些，医学院刚好从体外实验走到动物模型，从动物模型走到临床前评价，从临床前评价走到人体试验。”
“到了那一天呢？”
“到了那一天——刀身铸好了，刀刃也磨利了。剩下的就是一刀。一刀的事。”
“但要等？”
“要等。等刀身够韧，等刀刃够利，等持刀的人够稳。”
“等多久？”
“看你。”
陈述从座位上站起来，白大褂的下摆被海风掀起一角。
“和彦教授，您今天讲的这本书——那本1968年的旧书，能不能借我看看？”
“借？”
“复印也行。”
“不用复印。”
“那怎么办？”
“这本书从今天起放在黎明大学图书馆，不是放在玻璃柜里展览——是放在阅览室的开架区。谁都可以借，谁都可以翻，谁都可以在上面做批注。”
“批注？”
“批注越多越好。批注多了，书就活了。书活了，巨人的肩膀就不是肩膀了——是路。路不是让人跪的，是让人走的。走的人多了，路就越来越宽。”
林小禾在笔记本上记下最后一句话，合上笔记本。封面上九条精密制造的标志在日光灯下反光。
和彦拎起皮箱，走下讲台。
走到教室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医学院的白大褂，材料学的笔记本，预科班的发光豆苗。黑板上的粉笔字还没擦，被海风吹得微微模糊，但“从那儿开始跑”几个字还很清楚。
“百合子。”
“在。”
“你爷爷说得对。”
“说什么？”
“希望岛这个地方，不是来教学生的，是来被学生教的。”
百合子笑了。
“那您打算学什么？”
和彦拎着皮箱站在门口，银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海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把白头发吹乱了一绺。
“学怎么从巨人肩膀上——往前走一步。”
“走完了呢？”
“走完了就停下来，把肩膀借给下一个人。因为三代人之后还有第四代。第四代之后还有第五代。巨人不是一个人，是一排人，一个接一个，一直排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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