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了，”她说，“我自己摸索吧。”她发动了车，摇下车窗，“谢谢你，何迪。改天请你吃饭。”
“不用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但我不想把它当成工作。”她说完这句话，踩了一脚电门，冰莓粉的Tay无声地滑出了展厅，消失在广州的午后阳光里。
我站在门口，阳光照在身上有些发烫。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沈若晴十分钟前发了一条微信：“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我回复：“都行，你做的我都吃。”
放下手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苏晚请我吃饭是在两周后，地点选在了二沙岛的一家法餐厅。那家餐厅我去过几次，都是陪重要的客户去的，人均消费不低。她订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珠江和广州塔的夜景，灯光在水面上拉出一道道彩色的长线。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裙，锁骨处露出一小片白皙的皮肤，脖子上戴着一条很细的锁骨链，坠子是一颗很小的星星。她的头发散下来，一侧别在耳后，露出耳朵上一排三个小小的耳钉。
“你来了，”她抬头看我，笑了笑，“我帮你点了杯红酒，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谢谢。”我在对面坐下，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是一瓶还不错的波尔多。
“你平时喝酒吗？”她问。
“应酬的时候喝，平时不怎么喝。”
“那今天呢？”
“今天不算应酬，”我说，“今天是朋友吃饭。”
她听到“朋友”这个词的时候，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对，朋友。”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的味道。
那顿饭吃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晚比沈若晴健谈得多，她的世界里充满了色彩和形状——她聊莫奈的睡莲系列，说那些光影的变化让她想起广州的雨季；她聊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时的趣事，说有一次画人体素描画到一半模特睡着了，鼾声打得全班都在憋笑；她聊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的经历，说那些有钱人买画的时候根本不看画本身，只看画家有没有名、有没有升值空间。
“后来我就不干了，”她说，喝了一口酒，“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不是在卖画，是在卖一种虚荣。”
“那现在呢？”
“现在啊，”她笑了笑，“现在就靠别人养着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坦然，没有一丝羞愧或者遮掩。这种坦然让我有些意外——大多数人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闪躲，但苏晚没有。她把这件事说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
“那个男人，”我犹豫了一下，“是你男朋友？”
“不算吧，”她歪着头想了想，“算是……赞助人？”
我忍不住笑了：“赞助人？这个词用得挺艺术。”
“本来就是嘛，”她也笑了，“他赞助我的生活，我赞助他的……我不知道，大概是陪伴吧。”
“你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让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目光落在窗外的江面上。
“喜欢？”她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我只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讨厌，他对我挺好的，给我买了房子、买了车，每个月还给我一笔生活费。我不用工作，想画画就画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样的生活，很多人求之不得吧？”
“但你不快乐。”
她转过头来看我，那双单眼皮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更像是一种被看穿之后的窘迫。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她低下头，手指在酒杯的杯沿上画着圈，发出细微的嗡鸣声。
“何迪，”她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廉价？”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没有资格评价别人。”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融化。
“你知道吗，”她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男人。”
“什么话？”
“就是……不评价我，不说教我，也不试图拯救我。”
“因为你不需要被拯救，”我说，“你只是还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容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那种漫不经心的、带着防备的笑，这一次是真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没有任何伪装的笑。
“何迪，”她说，“你这个人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太会说话了，”她端起酒杯，“来，敬你一杯，敬一个危险的男人。”
我们碰了杯，红酒在杯子里晃了晃，在烛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她住在二沙岛的一个高档小区里，房子很大，但一个人住。她站在小区门口，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看着我，欲言又止。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笑了笑，“晚安，何迪。”
“晚安。”
我转身走了几步，她在身后喊了一声：“何迪。”
我回过头。
“谢谢你今天陪我吃饭，”她说，“我一个人吃饭已经吃腻了。”
“以后想吃可以叫我，”我说，“只要不嫌弃我是个卖车的。”
“你才不是卖车的，”她说，“你是……你是那种卖车的人里面最不像卖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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