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舟默在太学待了六年。
六年，足够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熬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不是不能毕业——论策论，他年年笔考第一，连太学里最挑剔的博士都说过，程舟默的文章“拿去殿试也不丢人”。
论经义，他能把《大诰》倒背如流，任何一篇拿出来都能讲出三种不同的注疏。
论实务，太学每年模拟政事堂的策论推演，他连续四年拿了头名。
但毕业之后呢？
北虞的官场，从来不缺会考试的人。缺的是有一个姓的爹、有一个在吏部当差的叔伯、有一张能递进侍郎府的名帖。
程舟默什么都没有。
他父亲是朔安城外一个小村的塾师，教了三十年书，攒下来的银子刚好够他在太学一年的食宿费。母亲在家织布，一匹布织三天，卖出去只够买两斗米。
像他这样的人，在太学里有个专门的称呼。
寒门子弟。
寒门这两个字写在履历表的第一行，就等于提前写好了仕途的终点——吏。
就算下放，程舟默最多做到县衙的主簿，管管仓库、抄抄公文、核核账目。运气好的，混到五十岁能当个从八品的小官，回村里摆几桌酒算是光宗耀祖。
运气不好的，一辈子就是个吏，连官服都穿不上。
而那些世家子弟呢？
程舟默的同窗里有一个叫孙季礼的，笔考从来没进过前一百名，策论推演年年垫底，连博士都在私下里摇头说“此子不可教”。
但孙季礼的爹是工部的郎中，他毕业那年，吏部的调令直接下到了太学——正八品，工部营缮司主事，管着朔安城小一半的工程。
那天程舟默坐在明伦堂的最后一排，看着孙季礼被一群同窗围着恭喜，笑得脸上的肉都挤在了一起。
程舟默没有凑过去道贺。
不是嫉妒——或者不只是嫉妒。
他只是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太学考的每一个第一，都只在太学里有效。出了太学的门，他的第一比不上一张名帖。
从那以后，他就很少笑了。
太学祭酒陈秉礼找他谈过三次话。第一次是劝他别灰心，“机会总会有的”。
第二次是暗示他可以先回乡教书，“攒些声望再回来”。
第三次，陈秉礼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要是不嫌弃——太学的藏书楼缺个整理的人。不算官，也不算吏，但包吃住。”
程舟默答应了。
于是他就在太学待了下来。白天在藏书楼整理经卷，晚上在油灯下读他早已读过的书。
窗外的老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两届学生来了又走，他还在那里。
他不是不想走，是没地方去。
朔安城离太学近的地方房租一个月就要两枚金盾，他付不起。
回乡教书——不是没想过，但每次走到太学门口，看到那块“明德新民”的匾额，他的脚就迈不出去了。
他是太学最好的学生。他不甘心去当一个教书先生。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太学每年毕业将近两百人，其中寒门子弟大约占了三成。
而这三成里，能在北虞官场中谋到一官半职的，不到十个。
其余的人，要么去县衙当吏，要么回乡教书，要么替商人代写书信、拟买卖契约，挣几个辛苦钱。
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人离开太学。
他们走的时候大多是笑着的，说“终于不用等了”。但程舟默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也在想同样的事情——自己还能撑多久。
直到前些天，城改部的刘大人来了。
......
城改部在北虞现在是毁誉参半。
官员们大多讨厌他们，觉得他们不合群、不贪污、不买任何人的账，简直是官场里的异类。
但老百姓喜欢他们——因为皇家园林上那座新城是实打实的政绩。整洁的街道、美轮美奂的城区、功能明确的各项设施，已经成了朔安城最显眼的地标。据说那边一间公寓的价格已经飙到了二十万金盾，只是有价无市，市面上很少有人肯卖。
太学祭酒把刘安请进正堂的时候，程舟默正在隔壁整理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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