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和施密特谈过一次，"
韦格纳说，
"他提到他在考虑明年把总政治部那边的手续逐步完善起来，让接替的同志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克朗茨也跟我聊过类似的话，说他在军队里待了太久，该考虑给年轻人腾位置了。
台尔曼没有直接说，但他的意思是如果其他人开始退了，他也不打算例外。"
安娜听完这番话之后沉默了几秒钟。
"他们三个要一起退？"
"不会一起，"
韦格纳说，
"把节奏错开。施密特应该是第一个，明年春天开始交接工作。
台尔曼会在这几年跟进。克朗茨可能更晚一些，他那边涉及到国际纵队的交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过渡。"
"那你怎么想的？"
"我为他们高兴，"
韦格纳说，
"他们这批人从一九一八年一直干到现在，将近二十年。每个人都把最好的时间给了这个国家。
现在他们能够按照制度的要求和个人的意愿顺利地退出，回到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里去——这本身就是一件应该被当成好事来看待的事情。
如果连我们这批人都不能按时完成交接，后面的同志怎么相信这套制度是认真的？"
说到这里，韦格纳停了一下。
"但我也在想另一件事。"
"你说。"
"如果
韦格纳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会不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到了某个年限就可以松下来了，就可以开始考虑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了？
我不是说制度不允许大家休息，我是怕那种'到点就准备停'的心态在交接过程中就提前蔓延开来。
如果人在退休前一年就开始琢磨退休之后的日子，那最后这几年的工作质量就很难保持。这对接替的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在一个正在逐渐松弛的体系上接手。"
安娜安静地听着。
她把茶杯拿起来又放下去，动作很轻。她理解他话里的那层意思——不是担心制度本身，是担心制度运转过程中的人心变化。
交接阶段最大的风险不在于程序是否完善，而在于身处其中的人是否把交接看作"把担子交给
"所以你想让我写点什么？"
安娜说。
韦格纳转过来看着她。
"不是写公开的文章，发在党刊或者内部通报上就行。
谈谈退休制度的意义和交接工作的特殊性，让大家明白交班是为了把事业接续下去，而系统内的每个成员在离开前都有责任把岗位维护好，让接任者平稳起步。
这不是要求人们不退休——退休是制度的一部分，应该得到尊重。
但退休之前的那段时间，恰恰是最需要保持专注的阶段。
因为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处安排的细节、每一次对年轻同志的点拨和传授，都会在交接之后被他们延续下去。"
"文章由我来写，还是署我的名？"
安娜问。
"署名。不要用我的名义。这些年你虽然淡出了公共视野，但偶尔还是会发文章，读者还认得出你的笔风。
现在以你的名义来写，层次刚刚好。既能引起注意，又不会让人觉得是上面在直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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