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清田检籍的完成，不仅仅是改善了南汉原本濒临崩溃的财政，同时也意味著南汉内部权力的一次大洗牌。
在此次清田检籍之前，为了稳定占领区的秩序，刘羡每每在攻略下一地后，并不会对当地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而是会采用剥夺部份兵权，己方军队进驻，然后小范围的郡守平级对调，以及掺入部分基层官吏的方式，来确定朝廷对于新领土的掌控。
可这到底只是权宜之计，随著领土的持续扩张，朝廷统治的逐渐稳定，新兴官僚的选用，都必然导致朝廷会改变这种现状，建立更加可控高效的秩序。因此，朝廷不可能允许有太多的特权存在，刘羡需要的是能够更加服从天子意志的官僚，而试图螳臂挡车的必然会被淘汰。
何松卢谧案仅仅是两者的对抗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案件而已，在此之后，荆州的本土豪强基本放弃了对新政的阻挠。他们都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天子的意志，同时也无法与朝廷正面对抗，却也并不愿意就此任由他人摆布。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南汉境内又接连爆发了几起案件，他们的目标不谋而合，皆是试图脱离南汉，为家族另寻前程。
首先引起朝野侧目的，便是襄阳太守晋邈叛乱案。
襄阳太守晋邈原本是张光的旧部，早年在雍州军中担任张光的参军。后来张光担任襄阳都督，便举荐他担任襄阳太守，两人配合无间。但张光缺乏识人之明，他并不知道的是，晋邈表面装得坦荡，但私底下却无恶不作，打著他的名义大肆敛财，领空饷，侵占勋田，贩卖奴隶，倒卖军粮，并很快就与何松等人混到了一起。
虽然对于何松陷害卢谧一事，晋邈并未参与，他也算不上何松一党，反而是建国的元勋。可根据此前上表，晋邈对新政的反对已经暴露无疑，尤其是他还一度对卢志落井下石，含沙射影地声称国中有妖孽，已将这一权臣大大得罪。而随著何松一党被尽数下狱，他虽暂时未受牵连，可心中的害怕是去除不掉的。
加上晋邈想到，一旦检籍轮到襄阳郡，自己此前做过的种种不法事迹恐很难遮掩，到时候又是一个下狱论罪的结局，一辈子算是白忙活了。一念及此，晋邈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打算直接起兵叛乱，投靠刘聪。
若他叛乱成功，这确实是一个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决定。以襄阳位置之重要，一旦刘聪自武关发兵南下，便能很轻松地切断朝廷与南阳的联系，到那时，沔北之地不复为国家所有，对中原的经营也将遭到惨重的破坏。
但这次叛乱很快就失败了，晋邈远远低估了天子在军中的影响力。他平日拉著人一齐违纪发财，愿意狼狈为奸的下属自然不在少数，可一听说要起兵与天子作对，大家顿时就变得畏畏缩缩、吞吞吐吐起来。可晋邈哪还有回头路可走，商议不下，便干脆直接向赵汉投去信件，打算来个先斩后奏，结果随即便为襄阳令温峤所发现。
温峤自担任襄阳令以来，很早便意识到晋邈有不法事迹，只是因为晋邈在本地根基深厚，朝廷又要举行大规模的战事，为了大局著想，温峤便一直引而不发，私下里甚至主动与晋邈交好。晋邈看温峤是世家子弟，果然放松警惕，甚至主动贿赂温峤，以期搭上刘琨的关系。温峤趁机完全摸清了晋邈的底细，此前卢志在襄阳发现的倒卖军粮案，便是温峤暗地透露的消息。可晋邈不仅不知道此事，还因为此案没有牵连自己，颇感庆幸。
此时晋邈决心叛乱，已然完全将温峤当成了自己人，竟然将详情完全相告，还希望能挑动益州刺史刘琨一同叛乱。面对此等情形，温峤可谓是啼笑皆非，他表面佯作答应，实则暗地里将此事通报李矩，临时借了三百精兵返回襄阳，然后封锁城池，按照自己搜集来的罪证与名单，趁深夜突袭执法，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涉案人员一扫而空。
晋邈案乃是国中仅次于何松案的第二大案，祸首晋邈在被温峤包围以后，自知罪无可恕，于府中自刎而死。余党则束手就擒，被押送至义安后，大部分被流放至交趾。张光也因此受到责难，因御下不严被削去三级勋爵，去除襄阳都督之职，降职为羽林中郎将。
如此一来，伴随著何松案与晋邈案的接连发生，南汉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权力真空，刘羡也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人事调整。
首先是作为军事重镇的襄阳，仍然需要足够资历的将领前来坐镇，以参与朝廷将来的北伐。刘羡斟酌一二后，选择将原在皇甫重谋反案中立功的张宝调来荆州，担任襄阳都督一职。襄阳令温峤则因独立平叛，在接下来的清田检籍工作中也完成得非常出色，就地晋升为襄阳太守。
至于张宝离开后，南宁镇由谁来顶替的问题，刘羡则干脆提拔了义阳都尉苗光，将这一刘弘旧部中最后有能力的将领转移至宁州，如此既加强了朝廷对荆州的掌控，也算是对其余刘弘旧部的安抚。
而对于何松一党离开后产生的空白，刘羡则是调来部分益州老人，并启用了几位太学博士。他命巴东太守文琰担任荆州别驾，常宽担任荆州治中，薛雕为宜都太守，光逸为江夏太守，胡毋辅之为新城太守，枣嵩为南乡太守。
这次任命完成后，荆州再也没有发生大的乱事，接下来再爆发的几件案例，都是小规模的士人北逃。诸如新野胡氏、江夏李氏、竟陵蔡氏等等，不过这些人已不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纵然他们在地方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对于政局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无足轻重，甚至有些人在半路上就为军队所拦截了。
而唯一在朝堂中产生了些许波澜的，则是平东中郎将杜曾北逃一案。
荆州如此兴师动众的新政改制，南汉其余各州自然也有所耳闻，但为了确保边疆的稳定，卢志对于在淮州与扬州坐镇的将领，手下还是留了几分情面。就拿新野杜氏来说，杜氏在新野堪称一霸，各种地方豪强该有的毛病几乎一个不少，掳民、逼奸、仇杀，堪称样样皆通。但卢志并没有追究杜氏的罪行，仅是以会面和谈的方式，希望杜氏能够支持新政，和平放出门下的藏田与隐户。
此时的杜氏族长乃是杜蕤，他本是前晋废太子司马遹的东宫舍人，说起来还是当今天子的同僚。有这份情面在，他和卢志谈得非常顺利，只是表示要征询一下堂弟杜曾的意见，毕竟目前的新野杜氏里，杜曾才是官职最大之人。
岂料在启明八年（公元313年）的二月中旬，杜曾在收到杜蕤信件后，当即收拾金银细软，带著二十余名亲信就北逃齐汉。淮州都督杜弢猝不及防，根本没有做相关的准备，极为轻易地就让他逃脱成功。这倒也不怪杜弢，谁能想到呢？就在齐人被汉军斩俘了超过十万士卒后，竟然还有人愿意北投大兴，这根本不可理喻。
杜弢为此严格审讯杜曾留下的部属，建邺之战时他北通王弥的事情也被揭开，这才让人得知了曹嶷敢于奇袭蔡洲的缘由。可这却害惨了留在新野的杜氏族人。杜曾种种行为犹如谋反，杜蕤等人虽非当事人，却难免受其牵连，因此尽数被处以流刑，一族上千人直接从新野发配到广州郁林，就此与深山野兽作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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