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上海。静安区那栋灰蓝色的大厦，我在里面待了不到半年，却记住了一辈子。
那是我换的第七八家公司，做市场主任，待遇好，同事和善，连中央空调的温度都恰到好处。我觉得自己终于在上海扎下了根。每天踩着高跟鞋进电梯，和不同楼层的人点头微笑，日子过得规律又体面。走廊尽头有一家设计公司，我认识那里的一个小姑娘，叫唐糖。
我们是在女厕所认识的。那天她推门出来，一只米白色的零钱包掉在地上，她自己没发觉。我喊住她，她转身捡起来，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从那以后，每次碰面都会点头，偶尔在电梯里聊几句，后来发展到中午约饭。她比我小两岁，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白白嫩嫩的。
变故是从一顿午饭开始的。
那天我们坐在公司楼下的简餐厅，她忽然放下筷子，眼睛往左右扫了扫，像怕被人偷听似的，压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认识的那个厕所吗？”我说记得。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我要侧过耳朵才能听清：“以后尽量不要去咱们那层的厕所。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那间厕所闹鬼。以前有人在里面自杀过，好几个同事都瞧见过。”我笑着说她神神叨叨的，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她没笑，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认真得不像开玩笑：“你听我的，别去了。尤其是晚上加班，千万别去。”
我没当回事。可心里到底种下了根刺。从那以后，每次走进那间厕所，总觉着阴冷。瓷砖泛着青白色的光，空气里有股说不出的潮湿霉味，像什么东西在角落里悄悄腐烂。洗手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回头看身后——没人。可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像一根冰凉的针扎在后脖颈上，怎么也甩不掉。后来我也不去了，多走两层楼梯，上楼上的厕所。
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渐渐把这事忘了。可那天晚上，出事了。
七点多，加班后肚子忽然绞痛起来，来不及上楼，我冲进了本层的洗手间。解决完出来，洗手的时候，门口忽然站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的女人，脸黄得不像活人。不是晒黑的那种黄，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蜡黄，像旧报纸，像放久了的橘子皮，皱巴巴地耷拉着。头发稀疏，头顶露出一块一块灰白色的头皮，两个眼眶乌青发黑，眼袋耷拉着，青灰色，像两块淤血。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环卫工制服，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磨出了毛边。她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鞋跟磕在地砖上，差点摔倒。那女人也愣了一下，像是知道自己吓着人了，呆呆地看了我几秒，然后猛地转身就跑。她跑得很快，可没有脚步声，橡胶底的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走廊里，像一滴水融进了黑暗。
我站在厕所门口，腿发软，心脏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冲出去，一路小跑回到公司。加班的几个同事还在，我哆嗦着跟他们说了。一个男同事想了想，说：“哦，你说的可能是刘阿姨，咱们这层的保洁。她是有肝病，肝腹水，脸色不好看，头发也掉了不少。前段时间住院了，最近才回来上班。你之前没见过她，别害怕，她人挺好的。”
我松了口气。怪不得没见过，原来是休病假刚回来的。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她跑什么呢？我一个好好的人，她跑什么？
这事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彻底放下了戒备。那天下午五点多，下了班，肚子又不舒服。来不及上楼，我又去了本层的洗手间。
推门进去，看见唐糖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我，面朝那扇磨砂玻璃窗。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灰扑扑的，什么也看不见。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
“嘿，干嘛呢？”我喊了一声。
她没应。我又喊了两声，她才慢慢转过头来。那动作很慢，很慢，像慢放的电影，脖子一寸一寸地转。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嘴唇动了动，淡淡地说：“没事，我在这儿待会儿。你下班了？”
我说下班了，然后进了隔间。一边上厕所一边隔着门跟她聊天，说今天的工作，说周末的安排。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声音还是那样轻柔。我让她走远点，说一会儿有味道，她没说话，我听见高跟鞋“哒哒哒”地往外走了。那声音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在空荡荡的厕所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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